汉的揭文直接去找李振邺、张我朴二人，敲诈了一千二百两银子。

    蒋廷彦、蒋文卓兄弟也不甘寂寞，步张汉后尘写了一份揭帖（传单），预备公开张贴在市集上。揭帖中揭发了张我朴以权谋私的事实，为了举证，还特意提到张绣虎成功敲诈李振邺、张我朴的情节，以表示李、张二人心虚，并说明被敲诈的一千二百两银子是另一名同考官陆贻吉经手的。陆贻吉听说后急忙赶来，怒斥蒋文卓并和其理论。蒋文卓于是在揭帖上删掉了陆贻吉的名字。

    但陆贻吉见到满城风雨，舆论大哗，便告诉同僚任克溥说：“张汉与蒋文卓写揭帖揭发了今科之弊，想不到把我的名字也无端牵涉了进去。我自己要上疏，检举这件事。”其实他本人确实曾为行贿的士子和受贿的同考官居间说合，心中不能自安，所以才有自我检举的意思。但他一时又下不了决心，依然心存侥幸，是以一直观望，未见行动。

    任克溥时任刑科右给事中，他之前也曾努力谋取同考官一席未果，此时便对陆贻吉的话留了心。之后，任克溥暗中将事情了解清楚后，并没有立即上疏揭发。他时任给事中，正是负责监察的官员，却隐忍不发，显然是幕后涉及党争。他驻足观望，只是在等待最好的时机。

    这一场乡试闹得满城风雨，朝野尽知，唯独顺治皇帝一人被蒙在鼓里。此时，他宠爱的董鄂妃刚刚生下了一个儿子，皇帝欢愉异常，眼中只有董鄂妃母子不说，还公然宣称董鄂妃所生的皇四子为“朕第一子”，隐隐有立为皇太子的意思。随着新生儿的诞生和皇帝鲜明的态度，清后宫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变得更加残酷。一时之间，董鄂妃母子成了众矢之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皇帝的母亲孝庄太后声称身体不舒服，要到皇家苑囿南海子（故址在今北京大兴）养病，并谕诸后妃及百官视疾问安。董鄂妃刚刚生产不久，身子还十分虚弱，但她知道太后素来不喜欢自己，而皇帝为了封自己为贵妃一度与太后交恶，为了不让太后与皇帝母子再次失和，她坚持前往南海子伺候太后，并朝夕侍奉以至于“废寝食”。

    当年十月十六日，顺治皇帝巡幸南海子，其实是想借机探访董鄂妃。就在这次巡幸时，顺治皇帝突然召见诸大臣及科道官（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的统称），面谕众官要恪尽职守，不得徇私包庇。

    刑科右给事中任克溥感觉时机来临，就此上疏参奏说：“北闱榜发之后，途谣巷议，到处都有不满怨言，此中弊窦甚多。”他还拿出了蒋廷彦和张汉所投送的揭帖，举例说中试举人陆其贤是用银三千多两通过吏科给事中陆贻吉向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得中的，并指出类似这类事不在少数。

    顺治皇帝本来正在兴头上，意气风发，突然接到了这样一封奏疏，见之前的殷殷期望付诸流水，当即龙颜大怒，下令吏部、都察院严加追查。顺天科举大狱由此而兴。

    任克溥，字海眉，绰号“任帽子”，山东聊城县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他之前曾积极谋取乡试的同考官之位，但却没有被选中。时人均认为任克溥是对自己没有当选上同考官而怀恨在心，所以才故意揭发了科场案。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任克溥是受了礼部尚书冯铨和大学士刘正宗等山左诸大老（左即东面，山左诸大老指山东籍的高官，并非某著名小说中所说的满人贵族）的指使，有意让李振邺等南方官员难堪，即所谓的“荼毒南士”。于是，本来单纯的科场案又扯上了南北党争。

    “南北之争”源自明朝。明朝末年，南方籍大臣和北方籍大臣党争十分严重，南方派系以江浙大臣为核心，北方派系则以山东籍高官为首。因南人多文采出众者，故崇祯一朝中南人占了上风。冯铨和刘正宗当时均在明朝廷中任职，冯铨是顺天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刘正宗是山东安丘人，均是北方派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