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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丁酉科场案
指着鼻子一番痛骂后,歇斯底里的顺治皇帝一怒之下拔剑砍碎御座,下令要御驾亲征。孝庄太后急忙派众大臣谏阻,顺治皇帝这才没有再闹。

    十分可惜的是,郑成功围住南京后,自以为破城只在旦夕,没有积极进取,而是释戈开宴,纵情娱乐,致使战机延误,战事拖延了一月之久。而困守南京的两江总督郎廷佐一面假意向郑成功表示要投降,暗中却积极备战。七月二十三日,郑军将士上下张乐歌舞,饮酒卸甲,为郑成功庆祝生日。郎廷佐趁机派军出击,大败郑军。郑军溃退,郑成功立脚不稳,仓促退出长江,返回厦门。

    郑成功败出江南后,江南士民再一次受到清廷的荼毒。清廷出动人马,在扬州、镇江、苏州、绍兴等地大肆逮捕曾经拥护和支持郑成功的人,数千人受到了牵连。这就是清初历史上十分有名的“通海案”。被逮捕的江南士绅,情节严重的被斩首,如清苏松常镇提督马进宝曾多次与郑成功私通信息,被处死。又如浙江慈溪儒士魏耕在郑成功退出江南、张煌言孤军无援而陷入仓皇失措时,亲到张煌言军中劝其再接再厉、不要气馁,也被清廷杀害。情节轻的,也被发配宁古塔为流人。

    可叹的是,正是这些流人一手创建的“流人文化”代表了清朝的关东文化。宁古塔是清朝入关前后黑龙江一带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但文化贫乏落后,到顺治十二年(1655)时,此地依然汉人稀少,也很少能看到书籍。后来清廷大量发配汉人到此为奴,流人带来了大量书籍和中原文化,一度沉寂而荒凉的宁古塔变得活跃起来。在流人中,文学成就最高的公推为吴兆骞。他的《秋笳集》、《归来草堂尺牍》等,在流人文化中占有主要地位。

    流人还留下了大量珍贵文献。吴兆骞到宁古塔不久,便与方拱乾联袂同游“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吴兆骞曾写《天东小纪》一文,方拱乾则写有《游东京旧址》等诗,记述宁古塔风物、古迹以及所闻所见,成为宝贵的史料。方拱乾后来根据其在宁古塔的见闻,写成《宁古塔志》(又名《绝域纪略》)一书。其中分流传、天时、土地、宫室、树畜、风俗、饮食等部分,是黑龙江第一部风物志。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正值清廷在江南大兴“海狱”之时,董鄂妃病死。顺治皇帝痛不欲生,开始沉迷于释道。当年九月,他请僧人茆溪森为其净发,决心披缁山林。孝庄太后屡劝不止,以烧死茆溪森为威胁,才迫使顺治皇帝打消了出家的念头。一场闹剧就此收场。但顺治皇帝出家之心依然不死,又改派亲信太监吴良辅代替自己出家。三个月后,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顺治皇帝因染上天花病死于养心殿。因事出突然,民间多怀疑皇帝并没有死,而是到五台山出了家。时年八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是为康熙皇帝,并颁诏大赦天下。大赦令下后,被流放的盐商之子程度渊由于在京师认捐钟鼓楼,获准返回了江南。方拱乾也设法筹集了一笔钱,认修京师前门城楼工程,于是一家人就此赎归赦还。

    不过,方家人的悲惨命运并没有就此结束,继方拱乾举家流放后,其孙与曾孙两代又因文字之祸再次被流放宁古塔。方氏赦归后,方拱乾长子方玄成曾到云南、贵州游历,刚好遇到吴三桂反清,因拒绝接受吴三桂所授官职,被黔抚曹申吉拘留。方玄成假装癫狂发疯,才找机会逃掉。返回江南后,追记在滇黔所见所闻,撰成《滇黔纪闻》一书,内记南明诸多史事。后来方玄成同乡——著名学者戴名世著《南山集》一书,书中关于南明永历朝事多引自《滇黔纪闻》。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弹劾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康熙皇帝下令有司严查审明,结果发现《南山集》中用了南明年号,清廷由此大兴文字狱。戴名世被斩首;方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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