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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总督
(字禹廷,亦作雨亭,号次章,安徽庐江人。先参加太平军,后投降加入湘军、淮军,由战功升任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吴廷栋(字彦甫,号竹如,安徽霍山人。清道光五年拔贡,任职刑部,累官至刑部侍郎。曾国藩挚友)、魁时若、李小湖、钱子密、黎莼斋、惠甫、何廉昉、莫子偲秘密久谈,并再次在日记中提到“倦甚,不能复治事”。

    自咸丰二年(1852)离开北京后,曾国藩已经有十六年未能目睹天颜。这次调任直隶总督,他必然要入京陛见,而是福是祸,着实难以预料。尽管他刻意在日记中掩盖心情,尽量在文字中不露痕迹,但还是表现出了忐忑不安、心力交瘁的烦躁,显然对朝廷调他任直隶总督无法自安。

    据说最初慈禧太后属意两江总督的人选并非马新贻,而是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李鸿章为淮军首领,曾国藩为湘军首领,在朝廷看来,以淮制湘,未必不是一招好棋。分而治之,历来是慈禧太后所擅长的权术。

    然而,李鸿章的淮军与曾国藩的湘军虽然一直暗中相互竞争较劲,但二人的关系却是错综复杂且藕断丝连。李鸿章有三个原因,必须要推掉两江总督的任命。

    一是他出自曾国藩门下,素来对曾国藩有感激知遇之恩之心。当初曾国荃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多次命李鸿章率领淮军前去会攻。李鸿章却知道湘军历来私心极重,既要占破城首功,又要独吞城内财富,他不愿意为了眼前的小利益去破坏已经存在的某种秩序和关系,因此找各种借口拒命不前,有意不与曾国荃争功。此处关节,曾国藩心知肚明,也十分感激,在给曾国荃的信中特意提到李鸿章此举是“深知弟军之千辛万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二是李鸿章非常清楚朝廷调曾国藩离开两江是想有意压制湘军,但他自己一旦坐上了两江总督的位子,难保不会步曾国藩后尘成为朝廷下一个猜忌的目标。换句话说,清廷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汉人大臣;三则是李鸿章深知湘军底细,他知道湘军散兵游勇在两江多有不法之事,一旦赴任,淮军必将与湘军起冲突。朝廷对湘军一向不满,万一处理不好还要把他自己的淮军也搭进去。因此,他不愿意去碰这个钉子。这是李鸿章的一点私心,正因为他一直对他的淮军势力保护得很好,在曾国藩死后的二十多年中,他在清朝廷中始终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两江总督的人选,李鸿章也有自己的看法,说:“湘人习气之重,他人视为棘手,……选州必于湘人,朝廷亦深顾虑。”(李鸿章撰/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此见解极为深刻,李鸿章已经料到非湘军嫡系无法坐镇两江。他虽然也出自曾国藩门下,但由于另立山头创建淮军,早已经被排斥在湘军嫡系圈外。

    不过,李鸿章的看法是一回事,清廷的实际决策人慈禧太后的看法则是另外一回事。慈禧太后以秀女身份入宫,起初没有任何学问见识,后来协助咸丰皇帝批阅奏章,阅历才逐渐增多。她利用自己为同治皇帝生母的天时地利,先后在与肃顺和恭亲王奕?的争权夺利中占尽了上风,便自以为权术手段高明,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岂不知自己的才识根基仍是相当浅薄。同治四年(1865),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发生争执,慈禧责备奕?议政尽用汉人,奕?很不以为然。慈禧太后怒气冲冲地威胁说:“我要革了你。”奕?毫不相让,说:“太后革得了臣的官职,却革不掉臣的皇子身份。”慈禧太后勃然大怒,亲笔诏书责备奕?诏书中错别字连篇,词句多有不通顺之处,令人瞠目结舌。这样一个只擅长玩弄后宫阴谋的女人,当然也没有李鸿章在两江总督人选上的这番远见。她只是一心想要将曾国藩这颗眼中钉调离老巢,令其不能有所作为。既然李鸿章推辞不就,慈禧太后只好另外选人。李鸿章之回避两江总督,就直接造成了他的同科马新贻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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