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笨拙地握握卡门的左手，含糊地说了句“再见”，没有看我们，尽快从门口走出去了。

    珍妮问我们想不想跟别人一起坐在其中一张长桌边，那些人似乎并没有为卡门哭而感到尴尬——癌症病人已经习惯了任何事，还是我们更愿意在旁边的房间里坐。我看看卡门，她正在用那只还没有插入导管的手擦去脸颊上的泪水。

    “不，我们还是坐在那张桌子边，和那些人一起，这样合群些。”她笑着说。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很合群。我知道我在其他人面前会有点害羞，戴着大盖茨比帽的那个男孩、那个没有眉毛的人、穿着白色毛衣的女人和她那性格愉快的丈夫，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了我好几次亲吻卡门头顶，他们肯定也看出我用了多大的力量才控制住自己。专心安慰一个人就像是你的裤子掉了下来，你让别人看到你最私密的一面。但也许卡门是对的，让我们加入到别人一起吧。我们必须习惯这个。就像网球名将理查克拉契克说的，“如果避不掉，那就面对吧。”

    我走向窗户边的那张桌子，上面放着茶的那张。卡门过来站在我身边，等我倒完茶，我有种感觉，她不想自己一个人走过去坐在那些和她一样的癌症病人中间。

    “不容易吧？”那个穿白色毛衣、头发稀少的胖妇人问道。红色液体沿着导管滴进她的手里。

    “不——”卡门说。

    “我想这是你第一次做化疗吧？”

    “是的。”

    “别担心，你会习惯的。”

    “希望如此——”

    “但是，当然这绝不是什么有乐趣的事。”

    “上帝，这就像是去税务办公室。”她丈夫愉快地说，带着浓重的阿姆斯特丹口音。

    “只要他们把我们照看得比那些植物好。”胖妇人说，朝可怜的植物点头。大家都笑了，卡门也是，我也是。我看着她，决定要把今天过得尽可能好。这时，年青男孩推车上的仪器开始哔哔响了起来。

    “有人在微波炉中放了什么东西吗？”我说，试着尽可能接近那位胖妇人丈夫的幽默感。

    “是，我放的！一个土豆炸肉丸和一个奶酪蛋奶酥。”他得意地说，接下了我的话题。

    大家笑得更开心了，卡门融入了他们中间。那个实习生跑到戴帽子的男孩身边，把另一根小导管插进机器中。我发现三个人里面有两个人的点滴都空了。

    我和卡门移到另一张空桌子坐下。另一张桌子边所有的椅子都有人。可惜，现在气氛正好着呢。

    卡门也有一个自己的推车了，好在是珍妮弄的。尽管她斜眼，但任何时候我都宁愿叫她，而不是那个实习生。天知道像那样的孩子会犯下什么错误。在推车上方，珍妮挂上两袋透明液体（一袋是对抗呕吐的）和一袋红色液体（这是阿霉素）。红红的看起来像毒药一样恐怖，就是它，从这一刻开始就离不开卡门了，也就是它会让卡门掉头发。

    透明的管子和卡门手上的注射管接在一起，另一头连着一部机器，挂在点滴架中间，机器上面有两排红色的数字和箭头，一排数字是控管透明液体的。珍妮按了按机器说，大概需要二十分钟的时间，机器上的数字也显示了二十。

    “完成之后它会鸣叫，如果我恰巧没有看见的话，你就得叫我。”

    根据刚才那个男孩的经验，我已经知道程序了。

    “酷——我自己的化疗车。”卡门眨着眼睛说。

    现在我们开始变得可笑起来。

    “上帝，她真的是斜眼，不是吗？”我在卡门耳边低语。

    卡门点点头，板起脸，忍住了笑。

    “我们可以叫她克拉伦斯吗？”我故作天真地问。

    卡门呛了满口的茶，吐了出来。我假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