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的事实证明萨克-莫索克不仅是歌颂性受虐狂的诗人，而且他自身受到这种不正常性关系的折磨，”克拉夫特-爱宾在《性变态》的第12版中写道。的确，1895年萨克-莫索克去世后，紧跟其后出现了一些揭露他私生活的出版物，包括1901年施利希特格罗发表的著作，这本书使用了萨克-莫索克的私人日记作为材料，这些日记后来丢失了。1906年旺达发表了她的，仍然为萨克-莫索克因为一个霸道女人而抛弃她感到生气，同时也不高兴施利希特格罗批露她的婚姻生活。从这些渠道，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虚构的情节仅仅是作者私生活的写照，当然里面有添油加醋的意味。事实上我们脑海中记住这样的事是很重要的，即萨克-莫索克生活中和文学作品里的美人儿形象非常的相似，因此区分现实和小说很成问题。克拉夫特-爱宾试图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阐明这个问题（当然，“自由主义”用在这儿并不太合适）：

    作为一个男人，不能仅仅因为萨克-莫索克不会仅仅因为受到不正常性关系的折磨，我们就在评价他的作品时丧失原则。作为一个作家，正如他作品的影响和作品内在的优点所涉及的那样，萨克-莫索克受到了很严重的侮辱。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无论何时只要他删掉作品里有关性变态的内容，他就是一个天才作家。实际上如果那样的话，他将取得有正常性观念的作家所能取得的伟大成就。

    显然，克拉夫特-爱宾认为萨克-莫索克的性受虐倾向严重损害了他的艺术作品，尽管他也意识到假如去掉这部分内容的话，萨克-莫索克可能会失去一部分读者。正如克拉夫特-爱宾第一个所意识到的那样，“作者对性变态者的精神状态进行了典型描述，其实这些都来源于作者的反常行为。”性病理学教授并不认为成为巨著和作者不正常的浪漫倾向——喜欢做他邪恶诱人优雅梦中情人的奴隶有关。

    传记研究工作揭示，萨乌宁和旺达的关系与萨克-莫索克和一个年轻寡妇范妮?凡?皮斯特的关系相似。萨克-莫索克和她一块去意大利的时候扮演她的仆人格列高，一个波兰侍从，坐的是三等火车车厢。而她坐的是头等车厢，起的是斯拉夫名字“博格丹罗芙公主。”1869年萨克-莫索克和范妮?凡?皮斯特签署了一份合约，其中的许多条款和小说中出现的相同，包括以下规定即女士“承诺平时尽可能穿裘皮大衣，尤其是残酷对待奴仆时更要如此。”1869年的一幅照片显示，范妮?凡?皮斯特身着裘皮大衣，萨克-莫索克跪在她的面前。然而，假如说他的生活为小说提供了素材的话，那么反过来小说也再现了他的生活。他和自己的妻子也签署了一份做她奴仆的合约：“我荣幸地成为旺达?凡?杜拉耶夫人的奴隶，我听从她的命令，毫无怨言地接受她加在我身上的任何东西。”“旺达?凡?杜拉耶夫人”是他假想的一个名字，后来被其妻子采用了。因而我们很难判断，到底是他的婚姻走进了他的小说还是他的小说本来就是其婚姻的一部分。

    根据推测，小说的决定性结尾，他和旺达希腊情人的残酷会面在传记中竟然一点也没有被提及。在小说中，这最终的耻辱治愈了萨乌宁的性受虐倾向；而现实生活中，萨克-莫索克并没有被治愈，他的余生就纠缠在他的维纳斯和维纳斯的情人希腊阿波罗身上。他的妻子旺达宣称她极不情愿地接受她丈夫的劝告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1875年刚从生养小孩中恢复过来，她就沮丧地发现丈夫对维也纳新闻发布会上一个绅士的寻找浪漫同伴的广告极感兴趣。“旺达，我们找到希腊人了！”他嚷道，当照片上显示“一个穿着东方服装的英俊年轻人”时，萨克-莫索克像被“电击了”一样，他一直喊着“希腊人！希腊人！”几乎等不及旺达从分娩中恢复过来，他就要求旺达去见这个陌生人，同时还要求她穿上新斗篷 “要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