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quot;我说。quot;法国人，那些可怜的家伙，在那一带也许可以守下去，假如中国人不来帮助越盟的话。一场丛林、大山和沼泽地的战争，你走过稻田，水淹到齐肩头这么高，敌人干脆就看不见，他们埋藏起武器，换穿上了农民的衣服。不过在河内的潮湿气候里，你也可以舒舒服服地腐烂掉。他们在那边是不丢炸弹的。上帝知道这是为什么。你可以管它叫作一场正规战争。quot;

    quot;南方这边又怎么样呢？quot;

    quot;法国人控制着交通要道，到傍晚七点钟为止：七点以后，他们只控制着岗楼和市区——而且只是一部分市区。这并不是说你就安全了，也不是说大饭店门前就可以不装铁栅了。quot;

    这一切，我以前不知解释过多少次。我好像是一张唱片，为了新来的人——来访的英国议员，新来的英国公使等——经常播放。有时候，我半夜醒来，嘴上会在说，quot;拿高台教的情形来说吧。quot;或者说和好教或平川派，这些全都是私家军队，谁出钱就替谁卖命，或是为谁报仇。陌生人觉得这帮家伙生动有趣，但是阴谋猜忌中可没有什么生动有趣的地方。

    quot;如今，quot;我说，quot;又出现了一个泰将军。他本来是高台教军队的参谋长，可是他已经把队伍带上山去，同两方面打仗，法国人，共产党人……quot;

    quot;约克，quot;派尔说，quot;写到说，东方所需要的是一支第三势力。quot;也许我早应该看出那种狂热的兴奋表情，那种对一句话的敏捷反应以及那些数字的具有魔力的声音：quot;第五纵队quot;，quot;第三势力quot;，quot;第七日quot;。我可能会省却我们大伙儿许多麻烦，甚至可能会救了派尔，如果我当时就认识到那个不屈不挠的年轻人在动什么念头的话。但是我没有多待下去，撇下他去琢磨那些局势背景的枯燥无味的实质，自己却沿着卡蒂纳街作每天的散步去了。派尔只得自个儿去了解像一种特殊气味那样摆脱不了的真实背景：斜阳下稻田里的那片金黄色：渔夫的脆弱的白鹭像蚊子那样，飞翔在田野上，老和尚法坛上的一杯杯茶，他的床和他的广告日历，他的水桶和破杯子，他穿了一辈子的破旧衣服，洗出来就挂在他的坐椅边，公路上地雷爆炸以后，前来修路的女工戴着的蚌壳形帽子，南方到处都可见到的金黄和嫩绿以及鲜艳的衣裳，北方则是一片土黄、黑色的衣裳，以及四周那些敌对的重重大山和飞机的嗡嗡响声。我初来的时候，老在计算我出差的日子，像一个学生计算还有多少天才放假那样，我想我那时候还念念不忘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广场和乘坐七十三路公共汽车穿过尤斯顿大街的长廊，也不忘乘在公共汽车上所见到的托林顿广场上的春天景色。现在，广场花园里的兰花应该早已开放，我却觉得无所谓了。我只要天天有抢先的新闻报道发出去，可能是汽车车胎爆胎，也可能是手榴弹爆炸，我只要在闷热的中午看到那些穿绸裤子的女人风姿绰约地走动，我要凤儿，我的家已经搬了八千英里，不在英国了。

    我在法国高级专员公署那儿拐弯，那儿有quot;外籍军团quot;的士兵戴着白色军帽、佩着鲜红色的肩章在站岗。我从大教堂门外走过，沿着越南保安局的墙走回来。那道墙阴沉沉的，似乎使你闻到了尿臭，想到种种不公正的事情。然而这也是家的一部分，就像小时候你不敢上去的那些高楼上的黑暗过道那样。新的黄色刊物又在码头附近的书摊上摆了出来——有《禁忌》与《幻象》，水手们在人行道上喝啤酒，正是土制炸弹的好目标。我想起了凤儿，她这会川大概正在左边第三条街上跟卖鱼的讨价还价，随后还要到那家牛奶房去买牛奶和饼干（那些日子，我总知道她的行踪）。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