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此也具有革命的属性。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马歇尔对过去的经济理论进行了一次大综合，在1890年出版了开辟经济学纪元的著作，自此经济学知识开始系统化。凯恩斯这样称赞马歇尔：“他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位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毕生致力于把这一学科建成一门独立的科学，使它拥有自己的基础，并且像物理学或生物学那样具有高度的科学精确性。”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符合科学要求内在逻辑一致的学科。经济学的“精湛化”和“危机”是经济学范式“革命”的两个前期阶段。无论是“凯恩斯革命”，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革命都是在当时的规范或研究方法受到挑战时出现的革命。一言以蔽之，经济学范式的革命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有一个“经济学革命”的亲身体验。资本的概念不是天生的，是逐步发展的。在一个宏观经济世界中，存在“总资本”的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取得经济学革命胜利的结果。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时，我曾经把以总资本为基础的总生产函数应用在企业研究上，可我的导师之一，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前主任戴维·纽伯瑞教授坚决反对。我拿出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应用总生产函数分析企业的论文，他还是不同意，这令我大为不解，难道国际上通行的方法在他那儿行不通？后来我才明白，20世纪50年代后期经济学界爆发了持续20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哈佛捐款创建了今天的美国哈佛大学，并把当地小镇叫做剑桥。英国剑桥学派领军人物是琼·罗宾逊夫人，美国剑桥学派的领军人物是哈佛大学教授保罗·萨缪尔森。“两个剑桥之争”的核心是存在不存在“总资本”的概念。英国剑桥是不承认总资本这个概念的，所以就不承认总生产函数。后来，美国剑桥（哈佛大学）占了上风，总生产函数被作为康德的“先验理性”介绍给战后的几乎所有经济学的学生，而英国剑桥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经济活动是人类的最基本活动。凯恩斯曾说：“如果我们不是眺望未来，而是回首过去，就会发现，迄今为止，经济问题和生存竞争，一直是人类首要的、最紧迫的问题——不仅是人类，而且在整个生物界，从生命的最原始形式开始莫不如此。”经济政策又是影响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经济政策受到经济思想的巨大影响。凯恩斯是马歇尔的学生，是继马歇尔之后的又一集大成者，他没有像浮士德一样，最终说出了“人生多美好”的忌语，而是说出了经济学的“忌语”。他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他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他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意见的当权的狂人们，他们的狂乱的想法也多半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的作家的作品中提取出来的……因为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中，在25岁或30岁以后还受新理论影响的人是不多的。但是，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经济世界，对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回顾经济学200多年的历史，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萨伊法则认为“供给创造需求”。古典经济学误读了萨伊法则，认为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与总需求曲线通过价格调整达到自动平衡，世界处于瓦尔拉的一般均衡中。早在19世纪，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就传遍世界，当时的英国首相对亚当·斯密说：“我们都是您的学生。”马歇尔在中也是重申了一般均衡的概念。

    经济学革命可以用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进行简洁的表述。实际的产量通常体现为由总供给和总需求共同决定。总需求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