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了给定价格条件下总需求的决定，是向右下方倾斜的。总供给曲线反映了在给定产量条件下的价格水平。经济学的科学革命实际上都建立在对长期供给方面的假设上，这也正是分歧所在。如图1-7所示，古典经济学的总供给曲线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是垂直的。所以，政府试图拉动总需求曲线只会带来通货膨胀，对增加总产出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最佳的经济政策就是放任自流，完全让“看不见的手”自由运作。

    1926年，凯恩斯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中，对自由放任的经济学思想作了深刻精彩的批判：“关于私人利益和公众福利可以达成非凡和谐的思想，在佩利那里已是显而易见，但正是经济学家赋予了这种观点一个良好的科学基础。想象一下，在良好的自由条件引导下，通过自然法则的运作，个人在追求他们自身利益的同时，总是趋向于增进公共福利！我们的哲学难题就此被解决了——至少对讲求实际的人来说，现在他能够把他的力量集中在保障自由的必要条件上了。在政府无权干涉私人事务的哲学学说以及政府没有必要干涉私人事务的神圣信条之外，现在又增加了一条科学上的依据，即干涉是得不偿失的”。在古典自由主义的美丽世界里，用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经济衰退和非自愿事业是不存在的。

    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大崩溃。1929～1933年世界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最持久的经济大萧条。从1929年起将近10年时间，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能解释大萧条，也不能为摆脱萧条提供有效的对策。于是，占主流地位的古典经济学陷入危机之中，社会亟需一场经济学科学革命。

    在经济学里，一个学派的品牌识别似乎是一脉相承的，例如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对“看不见的手”的笃信。可是，剑桥大学教授马歇尔则把古典经济学提炼成“经济学家共同体”公认的规范，但谁也没有想到，打破这种规范的竟是马歇尔自己的得意门生凯恩斯。

    凯恩斯很关注现实经济问题，热心于经济政策研究。他去世后留下遗嘱，要求在剑桥大学建立应用经济学系，可见他对经济学应用价值的重视。他于1936年以挑战传统的精神，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发起“凯恩斯革命”。他抨击马歇尔的观点，认为由于价格呈现上升容易下降难的黏性，总供给曲线不是垂直的，而是向斜上方倾斜的（如图1-8所示）。经济处于衰退，不是供给方面的问题，而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衰退长期存在。的确，长期来看，价格终究会缓慢下降到使需求等于供给的均衡状态，但如凯恩斯充满讽刺意味地说，“等到长期，我们都死了”。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加投资，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他创立宏观经济学，也被誉为经济理论的“凯恩斯革命”。

    1985年，保罗·萨缪尔森在回忆当时的经济学大变局时指出：“经济学家在1932年真可谓生逢其时。经济学像睡美人，她的苏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的一吻。科学一如寄生物，病人的数目越多，生理学与病理学上的进步就越大，由病理学可以发展出治疗方法。1932年是大萧条的谷底，由这片富庶的土壤，慢慢长出了一株今天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新学科。我讲的是凯恩斯革命吗？当然。”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序言中说，“我把本书命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用以强调前缀‘通’字。这一命名的用意，在于把我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和结论的特征与古典学派的进行对比。在过去100多年里，古典学派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一直统治着我这一代统治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