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而我本人也是在古典学派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我将要说明的是：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能被运用于特定情形，而不能被运用于普遍的情形，这种假设的情形只是各种可能均衡位置中的一个极限点。而且，古典学派所假设的特殊情形的特征，恰恰不是我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具有的特征，如果我们试图将古典理论运用于经验事实，它的教义将会产生误导，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从1936年到1971年，长达35年中，古典经济学逐渐黯然失色，“凯恩斯革命”成功了，对经济衰退和非自愿失业采取的标准政策处方是凯恩斯提出的积极财政政策。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如日中天，经济学家共同体春风得意。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都曾幽默地说：“现在，我们个个都是凯恩斯学派的人了！”

    尼克松总统话音未落，1971年，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纷纷陷入“滞胀”的尴尬局面。经济学的“反常”出现了，经济学又陷入一次科学危机之中，占主流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受到质疑。1985年，保罗·萨缪尔森在一篇演讲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状态：“树木不会一直长上天。每个康德拉季耶夫长波都有它的折退点。历经1932年到1965年这段经济学者身份与自尊的扩张期之后，接下来是比较黯淡的岁月。我们变得比较谦虚，而且，一如丘吉尔所言，我们是有很多该感到谦虚之处。经济学者对解决停滞性膨胀的良策一直莫衷一是，让许多非经济学者有幻灭之感，而且说实话，也打击了我们的自满之心。我们四处搜寻新的理论典范，仿佛炼金术士期盼能取得点石成金的新法宝。某篇国家经济局的论文水准不佳，并不一定代表它就没有趣；某篇论文内容艰深，也并不代表它就受人看重。”在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的情况下，经济学上的新古典革命爆发了。

    芝加哥学派主张全面恢复“自由放任主义”，其代表人物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认为增发货币在长期就是通货膨胀，并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归为紧缩的货币政策惹的祸。20世纪70年代微观经济学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在理论上证明了个人在追求自己福利最大化的时候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通过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效率和福利没有此消彼长的关系，是统一的。这个证明使微观经济学达到了美学的最高境界。同时发展起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把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基础相结合，取得了重要成就，提出“货币幻觉”等微观机制，说明在短期内总供给曲线是倾斜的，而长期是垂直的（见图1-9），这意味着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只在短期内有效果，长期就没有促进就业的结果，反而会带来高通胀。

    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模式来描述预期的形成，“理性预期学派”崛起，强调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一个经典例子是“通货膨胀偏差”。当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公开宣布通货膨胀的目标是5%时，企业和个人如果相信货币当局的承诺，有理性的中央银行就有财政上的动机悄悄增发货币，使通货膨胀达到5%以上，由此获得“通货膨胀税”。但企业和个人也是理性的，被骗一次后就不会相信中央银行的承诺，于是经济体中的均衡通货膨胀就高于5%。所以，在人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体中达到一个悲哀的次优结果，就相当于“囚徒困境”一样。“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思想的现实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对货币政策。例如，欧洲中央银行为了增强自身的可信度，主要盯住通货膨胀目标，一方面成功抑制了“通货膨胀偏差”，另一方面因对增长和失业反应迟钝而广受批评。尽管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用“菜单成本”和“效率工资”等微观机制来解释向右倾斜的总供给曲线，但产生的影响远远比不上新古典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