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令人惊喜的是，恩格斯把马克思看做一个科学家。

    熊彼特把企业家引入经济学，马克思把科学家引入经济学。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重要，科学家的创新精神也同样重要。爱因斯坦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将爱因斯坦评选为20世纪风云人物，可谓当之无愧。他给出的质量和能量互相转化方程式E=mc2，E是能量，m是物质质量，c是不变的光速。正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公式奠定了核能源工业的基础。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关系在于马克思主义使科学脱离了它想象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并且证明科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它这样做，也就可以剔除在整个科学历史进程中渗入科学思想的形而上学成分。我们正是靠了马克思主义才认识到以前没有人分析过的科学发展的动力，而这种认识也只有靠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成就才能体现在为人类造福的科学的组织形式中去”。英国苏塞克斯科学政策研究所（SPRU）创建人和领导者克里斯·弗里曼与著名长波理论家弗朗西斯科·卢桑合作的《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一书中开始意识到科学的根本性作用，承认马克思本人对科学的极端重视，他们写道：“许多历史学家低估了科学的影响，今天的经济学家也常常低估科学对现代创新的贡献。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倾向于夸大技术（比起科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李约瑟等学者和马克思本人并非如此。”

    尽管马克思高度重视科学，但没有明确指出科学是否是生产力变化的来源，也没有对生产力的变化规律给出具体模型，由于科学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刚刚起步，更没有可能总结它的发展规律。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在19世纪中叶，处于“蒸汽机时代”，在马克思1883年去世时，“电力时代”还没开始，而物理学的革命则发生在20世纪，电子计算机1946年才诞生。所以，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作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的洞察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所处的时代。

    马克思说，“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如果科学是生产力变化的来源，就必须探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发展的规律。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反复发生革命的过程。从工业革命后，科学逐渐地被认为是一种力量，人们乐观地采用科学知识。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意识到了科学革命的深刻本质。他谈道，“过去20年的事态不仅仅使普通人改变了他们对科学的态度；也使科学家们深刻地改变了他们自己对科学的态度，甚至还影响了科学思想的结构。300年来科学领域中理论方面和总看法方面的最重大的变化足以同世界大战、俄国革命、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迎接一场更新的、更可怕的战争的准备工作等令人不安的事态相提并论。这看来似乎是一个奇怪的巧合。关于公理学和逻辑学的论战，动摇了数学的基础本身。牛顿和麦克斯韦的物理学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完全推翻了，而后者至今仍是人们不甚理解的、似非而是的理论。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的发展使生物学面目一新。这些都是在科学家们个人一生中相继迅速发生的变化，迫使他们比前几个世纪的科学家们更加深入地去考虑他们自己的信念的根本基础。他们也无法不受外界力量的影响”。

    托马斯·库恩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规律，但忽视了科学的日益增强的实践性。贝尔纳追问道，“要讨论科学的应用，就必然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