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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认识到了生产力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历史性和根本性推动作用，但由于时代所限，没有指出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模式；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核心观点的基础上，融合了科学哲学的最新成果，指出生产力革命使总供给曲线产生跳跃。

    由于生产力革命的不确定性，经济体制更加灵活而不是稳定。为向新供给曲线移动，必须彻底重组生产过程和方式，需要全新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无疑是最重要的，因此，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也成为推动创新经济的各种生产要素市场中最为重要的要素市场。没有一个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新供给曲线”的要素供给是做不到的。但仅有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还不够，还要有一个国家学习体系，在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中，不断地更新技能，推动人力资本升级。生产力革命必然出现，但其内容和爆发时间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专门物质资本的积累都可能过时，只有以不变应万变，投资人力资本，才是长远之计。由于生产力革命引发投资浪潮，世界利率必然会突然跳升，国际资本出现突然大逆转，对资产负债表产生重大影响，并且会对需求和产出造成压力。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效果很差。为了防范资本账户危机，需要对资本账户保持一定控制。

    概括说来，“亚当·斯密增长”靠劳动分工；“索洛增长”靠资本积累；“熊彼特增长”靠企业创新；“马克思增长”靠“马克思-库恩创新”。“马克思-库恩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规创新，是一种增量的提高；另一种是革命性创新，相当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马克思-库恩创新”的主体是科学家。熊彼特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从长期来说，科学家的作用比企业家大。从短期来说，科学家与企业家一样重要，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