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了解中国从公元1年以来2000多年的历史变迁，关键是看视角的宽度。按费正清20年为一段来划分历史的方法，应至少用100本书来解读这段历史。但黄仁宇以其独特的大历史观，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视角。在一书序言中，他说：“因我之所谓‘大历史’（macro-ory）观，必须有国际性，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即使在海外，也仍是一个容易犯起是非的题目。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效逼，才体现出来的。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黄仁宇指出中国数千年来发生的问题，都是“缺少数目字上管理”。他对财政状况很关注，认为中央政权主要靠税收体系来维持，税收锐减，政权运作便无法维持。根据黄仁宇的分析，由东汉开始中央对地方政权失去控制，主要原因是依靠地方来执行的中央税收基础受到破坏，至唐朝才重新建立，其后又没有有效税制的建立，结果在每次对抗突发事件时，由于财政困难，总是败多赢少。黄仁宇从税收角度看问题是有道理的。但财政支出也很重要，一个中央政权往往在开始时期能控制花费，到了后期就控制不住了。与税收减少效果一样，财政花费增加同样会侵蚀国家财政盈余，一旦发生内忧外患，就会拿不出钱来应对。

    例如，明朝万历末年，明王朝开始认真对待关外努尔哈赤崛起的严重局势，投入40万兵力应对努尔哈赤的10万八旗精兵。这个兵力规模的使用，判断应是准确的。但是明朝国库空虚，无力承担40万大军长期作战的费用。所以，一方面明王朝被迫加征田赋，即导致全国哀怨的“辽饷”；另一方面关外用兵只能速战速决，不能打持久战。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春，主将杨镐分四路出兵，冒险急进，在萨尔浒战役中一败涂地。从此，明朝在关外不得不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即使崇祯帝不错杀袁崇焕，吴三桂不投靠清朝，明朝由于自身财政困境也很难应对清朝的崛起。应该说，从秦朝算起到清朝灭亡，中国封建王朝每200～300年更替一次，与财政状况有直接的关系。

    黄仁宇的财政观与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观点如出一辙。肯尼迪在其风靡世界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认为，在前工业时代，财政金融体制的确对国家的实力衰长具有重要作用。与汉朝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经历了大约两个半世纪，不断地东征西讨，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但罗马帝国没有建立伟大的国家，只有伟大的军队，而伟大的军队是需要强大的财力作后盾的。肯尼迪认为，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军队的花费也在增大，加重了财政负担，在不能发债的情况下，只能增加税负和大量增发货币，这就伤害了纳税人的积极性，导致税收减少，酿成财政危机和持续的通货膨胀。

    财政危机和持续的通货膨胀又导致军队实力的下降，最终导致庞大的罗马帝国的灰飞烟灭。公元1年，西汉面临着与罗马帝国同样的财政危机和高通货膨胀。公元8年到公元23年，试图挽救经济危机的“王莽新政”失败了。早在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帝决心征服世界的最东头，从西往东，打到印度，并最终征服印度，但他只能望着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而兴叹。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挡，中国“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汉朝军队与纪律严明的罗马帝国军团没有遭遇，因此无法知道两个威名远振的国家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