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也没显然减少。”第二是工业革命需要很多条件，特别是类似纺织机的发明，资本积累不是充分条件。第三是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有本质的差别，农业技术改进得越好，越可能对工业技术置若罔闻。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轨既是一个经济体制转轨问题，也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尹懋可在分析中国经济时，注意点集中在中国没有能独立创造出工业革命上，这造成推断超出应有的逻辑范围，不免牵强附会。第四是忽视了人口高速增长的内生性。为什么中国的人口总会出现高速增长呢？尹懋可没有回答。我把人力资本引入尹懋可的模型，得出对中国近2000年农业经济的一个新模型。

    以贝克尔、墨菲和塔莫若的经济增长模型作为主要的标志，人口出生率作为内生变量进入模型，家庭同时决定养育后代的数量和积累资本的数量。贝克尔、墨菲和塔莫若得出两种可能的均衡：一是“贫穷陷阱”，即高出生率伴随低经济增长率，这是人们常说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现象；二是“高收入均衡”，即低出生率伴随高经济增长率。当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越来越具有诱惑力，父母会越来越偏重于孩子的质量，减少孩子的数量，低出生率伴随高经济增长率。怎样才能走出“贫穷陷阱”达到“高收入均衡”的状态呢？贝克尔、墨菲和塔莫若对人力资本的“第一推动力”没有提供好的政策建议，只认为需要历史的运气，对人力资本的巨大投资才可能触发经济由“贫穷陷阱”向“高收入均衡”的过渡。英国工业革命的伴生特征是人口转型，即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欧洲文艺复兴和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大学制度的建立带来的教育普及可能是英国人力资本的“第一推动力”。

    从公元1～1839年，中国的经济模式基本相同，进入了一个“高技术水平、低人力资本、高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停滞”的“高水平动态均衡”。由于人力资本水平低，人口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消耗，而人口的增长带来人均土地的减少，又推动农业技术的持续改进，如此往复。中国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数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总量，但人均收入基本保持不变。用一个医学例子来说明：人体超重容易导致高血压，就是因为心脏供血能力跟不上体重增加。

    我把中国经济总量比作人体的体重，把血压比作人均收入，血压上升表示人均收入减少。这个人体体重增加很快，但血压没有升高，人体仍然健康如初，因为这个人体的心脏越来越强有力。这个心脏就是中国对技术的持续改进能力。如果中国没有持续改进技术的“心脏”，就会出现“高血压”，体重不可能增长。正是这颗“心脏”，使中国经济没有陷入马尔萨斯“低水平动态均衡”的陷阱。比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新中国在人均收入不到300美元的情况下搞出“两弹一星”，显示出技术大国的传统。下面，我列出4个事实，来对中国近2000年的经济作一个简洁并内在逻辑一致的解释，希望能有助于拨开看似矛盾的历史迷雾。

    事实一：中国人口出生率高，人力资本水平低

    除了在战乱和大规模饥荒期间人口出现减少外，中国人口在总体上长期增长，在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情况下，跳出了低水平的“马尔萨斯陷阱”，这不能不说是个经济奇迹。如图2-1所示，中国和印度人口从公元1～1839年期间长期增长，特别是中国人口在1700年开始大幅度超过印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经过“文景之治”，中国人口逼近5000万人大关。公元1年，汉平帝登基，汉朝的人口继续暴涨，总人口是5960万人，这个庞大的人口数字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比当时的欧洲总人口多出近1倍；宋朝时人口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