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1亿人；1644年，清朝建立，人口约1.4亿人。“康乾盛世”先后持续了150年的稳定和繁荣，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清史》称“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康熙“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的“摊丁入亩”等赋税政策，刺激了人口增长，1741年，全国人口突破1.42亿人，1820年逼近4亿人，而且生活基本上比较稳定，这在没有工业化的经济中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论》中，马尔萨斯谈到中国的人口问题，认为人口规律即“马尔萨斯陷阱”在中国也发生作用。中国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必然有相应的机制抑制人口。马尔萨斯写道：

    如果我们能肯定，中国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的国家，几乎全部土地都已被耕种，而且大部分地区每年收获两次，人们生活很节俭。那么，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断说，中国的人口肯定非常多，而不用再劳心去考察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励。不过，这种考察会非常有助于我们弄清抑制性因素是如何抑制人口进一步增长的，即究竟是哪些罪恶、贫困患难抑制人口不超越土地的供养能力。

    亚当·斯密认为中国人口处于停滞状态，但马尔萨斯推测中国“早婚”的广泛盛行导致出生率很高。马尔萨斯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力已经停滞了，怎么还会有高的出生率呢？他感到很困惑。所以，他推断，中国饥荒和弃婴很可能大量出现，人口受到积极性抑制的影响。他写道：

    但是，大多数有关中国的书籍所记载的情况，与这个论点不太一致。据记载，中国各个阶级都盛行早婚。亚当·斯密博士却认为中国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这两种情况似乎是相矛盾的。中国的每一块土地都已被耕种了很长时间，土地每年的平均产量不太可能有较大增长，所以，中国的人口确实不可能再迅速增长。盛行早婚的情况也许并不确切，但如果早婚盛行是事实，那么我们就现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而言，似乎只能这样解释：盛行早婚必然造成人口过剩，但不时发生的饥馑和弃婴现象却又抑制了因早婚所带来的人口过剩增长。而荒年的弃婴现象可能比欧洲人想象的更严重。

    在中国古代，马尔萨斯所猜测的“饥馑和弃婴现象”是时常出现的，但靠大量、普遍的“饥馑和弃婴现象”来抑制中国人口的增长是偏离历史史实的。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指出，“总的说来，大概到19世纪中叶前，大多数中国人在衣食住方面的物质生活看来一直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多数人”。阿默斯特使团一个成员在1816年的日记中写道：“到处显得平静安宁，我们看到的是满意的神情和幽默的兴致……人口庞大的国家乞丐如此之少真令人惊异。”马尔萨斯预期的消极性抑制在中国没有系统地出现，说明马尔萨斯大大低估了中国在农业技术上的进步。举例来说，马尔萨斯对“大部分地区每年收获两次”的描述也不十分准确，事实上，中国南方农民已经掌握了三季轮种稻谷的技术。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人力资本相对较低。出生率与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直接相关。中国传统上很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学”是一个很重要的珍宝。孔子说“有教无类”，强调教育公平，但“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子弟子和其中的“贤者”占当时的人口总数的比例太少了。四书的第一部是《大学》，有一句“人不学，不知义”，可惜中国古代的教育没有普及到大众，能够供得起孩子“十年寒窗”读书的家庭只是少数，没有真正做到“有教无类”，所以在18世纪中国的人力资本要比英国低。在汉末，官办的学院学生总数达3万人，只占总人口的1‰以下。墨菲在《亚洲史》中认为，“中国有学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