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产业可能毫无关系，是“想象力经济”。可是，当时的中国想象力严重衰退了，犯了“魁奈错误”，以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财富，想象不到工业也能创造财富，更不能及时理解工业经济的全新商业模式，再加上失去了千年“中国梦想”的创业精神，对外界的变化缺乏敏锐度。由于想象力不足，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战略性失误就是禁海。从秦国统一中国到明朝，都以为威胁只可能来自陆地，于是在中国北部修筑了万里长城，使之免受外部冲击，没有想到比陆地冲击更大的威胁也可能来自海上。在郑和最后一次航海的60年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1820年英国爆发工业革命。

    “中央之国”没有想到郑和发现的世界不是永远“平”的，会出现工业海啸。由于这样的变故和之后长期的闭关锁国，中国失去了成为当时工业经济大国的有利时机，被“煮青蛙”了。1874年，李鸿章在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对中国面临的海上威胁和工业革命的效果作了“千年变局”的判断：“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怎样才能打破“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经济改革是第一步，随之需要有经济增长，让“蛋糕”越做越大，社会各方都可能收益，没有人受损，从而达到帕累托改进。这样的改革才会被广泛拥护，促使经济社会思想转型。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是互相加强的两个过程。印度经济增长和经济思想转变的“正反馈”循环就是典型的例子。畅销书《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中描述了印度的经济呈现出一幅分裂的画面，一边是中世纪的穷困，一边则拥有21世纪的高科技。作者描写的“奇怪崛起”有点儿令人困惑不解。

    但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内在的冲动，一旦机会来了，就会努力抓住。1991年，印度对经济改革普遍持怀疑态度，若不是当时印度遭遇经常性账户危机，财长曼莫汉·辛格的大胆改革根本推行不下去。1996年，拉奥政府下台时，印度经济已经开始快速增长，印度各界对辛格的贡献开始给予承认，他本人逐渐被誉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2003年我在孟买短暂停留，发现印度各界对改革有高度认同，感到克服贫困只是时间问题。2004年5月19日，在曼莫汉·辛格下台8年后，他被任命为政府总理，进一步表明对1991年印度经济改革的广泛共识。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跨越时空和国界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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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