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影响，英国政府对企业基本上是放任的，税收负担没有过多侵蚀企业利润。1846年正式废除《谷物法》，英国自由贸易取得了胜利。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工业革命不能仅仅归因于一小群发明者的天才。天才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18世纪后期起作用的种种有利力量的结合。”正是在不知不觉中同时满足了7个条件，点燃工业革命的纺织业才在英国出现。若少一个条件，纺织业都可能不会出现。换句话说，英国撞上了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大运，事后才发现是一场经济革命。亚当·斯密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可在《国富论》中对中国经济却作出了深入的分析，显示出他作为经济学大家的洞察力。可是，亚当·斯密也没有预言到工业革命的来临，即使他置身其中。

    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当然可以从原创上去追溯，但更应该从适应工业革命冲击的角度来探讨。“李约瑟难题”避重就轻，不能仅问中国为什么没有独立地开创工业革命，也应问除英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如果说中国和印度是因为没有文艺复兴而没有工业革命的话，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同样沐浴了文艺复兴春风的其他欧洲国家发生？英国和法国最相似。近代史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中说：“不论英国领先的原因是什么，它在科技方面并不占优势。在自然科学方面，法国几乎肯定走在英国之前。法国大革命相当大程度地加强了这种优势，至少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是如此。”但是，工业革命最终并没有在法国最先发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也说：“我们有理由认为，由于不参与雄心勃勃的欧洲政治，对其他欧洲国家经济文明长期经验的积累和享受到地里大发现的果实，英国是一个其他欧洲国家无法相比的独一无二的情况。如果当时的情况真像上述的一样，工业革命不可能在其他欧洲国家同时发生，更不用说是世界其他地方了。”

    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随后扩散到其他国家。真正的难题不在于能否产生现代科学，而在于适应工业革命。近代科学的确只是在英国产生了，但并不妨碍它在其他许多科学后进或者后发地区得到扩散。近代科学随后传播到英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和整个欧洲大陆，并于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美国曾经被广泛指责为从欧洲“偷技术”，实际上代表了工业技术在美国的传播。法国1778年引进瓦特的万能蒸汽机，1815年后，开始自行生产蒸汽机，1840年法国铁路热兴起，炼铁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如图2-4所示，英国和法国人均收入从公元1000年到1820年都相持不下，但在1820年后明显拉开距离。到1900年时，英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明显地高于法国。

    为什么中国没有能够适应工业革命？在费正清看来，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外来势力。直到20世纪中叶为止，中国对西方的挑战没有作出适当的反应，这主要是因为官僚体制下所形成的那种意识、心态与教育制度，导致了一种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对中国以外的发展漠不关心。我认为，费正清的解释没有抓住关键。文化往往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程度而如影随形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是。中国在1800多年里处于“高水平动态均衡”，人均收入达到了农业经济所能创造的高端水平，经济总量长期第一，自然而然表现出天朝大国心态。中国近代沉沦的最根本原因是错过了生产力革命，在工业革命爆发前期，没有能大规模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当工业革命爆发后，又没有能力迅速适应工业革命，走出“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增长。

    生产力革命一定来自现有经济的外部，与当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