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赢利，企业家精神培养不起来，最后经济崩溃，使中国进入长期动乱；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得不到最基本的公共教育和卫生条件，人力资本投入几乎空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双高”，仍然处于千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中，甚至更糟糕的境地。中国由于债务危机，教育计划不可能得到财政足够的支持。

    庚子赔款后，清朝政府对教育事业的财政投入受到约束，虽然制定了教育资金的多渠道筹措政策，但对于在4亿人的国家内普及新式教育，不过是杯水车薪。在1911年的清政府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所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不足1%，真正能用到教育上的可能比这个比例还低。1929～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2%～3%，比起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是个显著的进步。但是中国近代财政收入不超过GDP的5%，1936年国民政府收入才达到GDP的8.8%。教育经费与经济总量相比还是太低。结果，没有足够的钱来进行基础教育，导致中国国民教育水平很低。到1949年，人均教育年限还不足一年，国家基本上是个文盲状态，与印度同期基本相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大力提高国民的教育素质。1871年7月，明治政府设立文部省，全面推行教育改革，重点实施中小学义务教育。明治末年，全国教育经费已占国民总收入的3%，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口出生率开始逐渐下降，人均收入迅速上升。

    庚子赔款的经济和社会结果是极其罪恶的，需要中国的子孙后代去偿还本来就不平等的债务。现在，我们不能不怀疑列强的真正用意，可能存在着不亚于英法试图通过《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经济恢复长期抑制的企图。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清政府财政极端困难。辛亥革命爆发后，承办债务的四大外国银行都拒绝向清政府继续借款。

    继清政府垮台之后，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乃至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趁机废除不平等条约，竟然继续承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继续支付庚子赔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是战胜国，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赔款。“十月革命”后，前苏联政府也在1920年宣布放弃庚子赔款。中国的庚子赔款支付到1938年日本全面侵华时终止，实际共支付赔款约6.5亿万余两白银，折合银元则约为10亿元。在庚子赔款之外，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同时大借外债。1912～1915年袁世凯政府的外债即高达库平银5.19亿余两白银，1916～1919年北洋政府的外债也在2.8亿两白银以上。“仰给外债以度岁月”是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真实的写照。

    要想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双赤字”，必须满足三个必要条件：一是放弃银本位。仅靠国际外汇市场上的金银比价波动无法改变中国贸易赤字，需要建立本国纸币体制；二是要重组资本项目下的外债。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为零，根本无力偿还数目繁多的外债，包括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天价赔款；三是必须保持财政的纪律。银本位是对政府财政的硬约束。放弃银本位后，政府花钱就没有这个约束。财政赤字将引发高通货膨胀，在汇率市场上本国纸币大幅度贬值，可能引发货币危机。

    1935年11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改革，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取代银本位的银圆。这项由宋子文主导的货币改革非常成功，结束了中国近500年的银本位，为中国改变贸易逆差创造了条件，也使中国经济彻底摆脱了通货紧缩的风险，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法币初期与英镑挂钩，可在指定银行无限兑换。1936年后法币改为与英镑及美元同时挂钩。

    可是，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不了财政赤字。1937年抗日战争前，法币的总发行量不超过14亿元，抗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