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是“东亚奇迹”。1994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杨认为，所谓“东亚奇迹”只不过是一种高投入的增长，算不了什么“奇迹”。1966～1990年，亚洲四小龙人均收入增长6%～7%，快速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积累。在此期间，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参与率、人均受教育水平、投资率均大幅度提高。在控制了要素投入之后，亚洲四小龙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同期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拉美国家没有本质差别。这种神话与苏联神话般的经济增长惊人的相似。1994年，克鲁格曼用苏联作为例子类比，亚洲四小龙没有明显的技术创新，预言所谓“东亚奇迹”缺乏可持续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克鲁格曼的说法。

    下面，我们用实证的方法来检验中国的增长模式。如表3-1所示，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主要靠国内强劲的投资需求拉动，物质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作出最重要的贡献，在计划经济时期达44%，在市场经济时期高达80%。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计划经济年代以前较高，达到12.46%，而在1978年以来则略微降低，为10.73%。

    中国物质资本积累情况很有戏剧性，国内储蓄率占GDP的比率从建国前的低于10%一下子增长到30%以上，上升得很快。为什么呢？如果看一看美国、欧洲的情况，即使在它们经济高速增长时储蓄率也最高不过达到20%。我的回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彻底摆脱了长期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债务危机，债务危机的压抑效应消失了，中国储蓄率上升了。在建国第二个30年中，中国的储蓄率依然是很高的，约40%左右。高储蓄率维持了高投资率，通过一个银行体系，大量投资来源可以在国内解决，不用借外债。拉丁美洲国家的储蓄率普遍低于东亚国家，在投资需求高的时候，倾向于借外债。一旦国际资本市场利率大幅度上升，就面临一个债务可持续性的风险。但这也不是说储蓄率高就好，一旦国内投资机会减少，就会产生流动性过剩，面临高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风险。

    图3-2描述了物质资本深化的程度，与实际GDP相比，同样令人震惊。从物质资本深化的角度看，资金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其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最高。从图3-2可以看出，中国的物资资本深化是前所未有的，在一个农业经济大国内，迅速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新中国刚成立时农业比重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10%左右。1949年以后，中国按照“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设想进行，1950～1952年建设了第一批能源项目，如鹤岗、辽源、阜新等几个煤矿，抚顺、小丰满等电厂。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中，以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为重点，建成一批冶金、汽车、煤炭、石油、电力等基础工业项目。例如，1953年，鞍山钢铁公司开工生产。1956年，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从1972年起，利用有限的外汇，大胆从日本、德国、美国、荷兰、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引进了26个成套设备和单机进口的项目，包括宝钢成套设备进口等。

    同时，对两个时期的对比也很有意思。第一个30年物质资本深化的速度为3.60%左右，第二个30年增长速度为8.80%左右。为什么前后差距如此之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大大高于计划经济时期，从而国内储蓄率从1979年前的30%逐渐上升到2008年的40%以上。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获得成功，成为推动中国物质资本深化的重要力量之一。

    如图3-3所示，中国人力资本获得了快速增长。我根据历年各类学校毕业人数推算了各类受教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