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1年到公元1839年，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低人力资本、高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停滞”的“高水平动态均衡”中。1840年到1948年这108年中，这个千年均衡并没有被打破，而且在宏观经济方面出现了债务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第一个30年的最大成就，就是冲出持续了近2000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第一次持续提高了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为新中国第二个30年，中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奠定了基础。

    推动中国经济走出千年“高水平动态均衡”的主要因素有三个：（1）中国政府对人力资本积累实施了“第一推动力”，走出了“低人力资本，高生育率”的贫穷陷阱；（2）中国初步工业化，提高了人力资本的收益率。1952年，中国工业就业人数为1531万人，到1978年，这个人数增加到6945万人。在25年中工业化创造的就业机会是5100万人以上。而从1952年至1978年，生产性人口从21106万人增加到40682万人，净增2亿人。中国工业化使得每4个人中有一个能参加到工业部门的工作。尽管这个机会远远不够，但对普通家庭投资人力资本仍然会产生吸引力。例如，由于户籍制度，中国“农转非”是极为困难的，但一个农村的孩子只要考上中专或大学，就自动“农转非”了，毕业后可留在城市的工厂里。尽管农村孩子升学的概率并不高，但也刺激了农村家庭对孩子教育的投入；（3）1972年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经济学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对中国制订和实施计划生育的国策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三个因素中，第一项是最根本的。

    建国第一个30年中国人力资本得到大量积累。毛泽东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1949年到1978年，是中国人力资本投入阶段，同时，工业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鼓励人们积累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中国政府直接投资教育事业，降低了普通家庭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的成本。当人力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出生率开始下降，中国经济开始由“高水平动态均衡”向“高人力资本、低出生率、高增长”的状态转型。如表3-2所示，随着育龄妇女教育程度的提高，中国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明显减少。未上过学的育龄妇女，平均存活的孩子数量是2.21个，而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育龄妇女，平均存活的孩子数量仅仅为0.44个。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书关于人力资本与生育率呈现负相关关系的基本假设。

    如图3-5所示，中国的教育经费除了在“文革”初期大幅度减少外，基本保持了稳定，维持在政府财政支出的7%左右和GDP的2%左右。这比1840～1948年期间的历届政府对教育的实际投入都高得多。1929～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上比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都多，但也只是财政支出的3%左右和GDP的1%左右，而且仅仅持续了7年时间。从1952到1978年，中国的公共教育花费996亿元人民币，与固定资产投资花费7722亿元人民币相比，占近1/8，说明中国政府对教育是比较重视的，没有因为实施重工业优先战略而牺牲对教育的投入。当然，文化大革命严重冲击了教育工作，特别是高等教育，从而使教育遭到难以估量的损失。

    1949年前，中国保持着人口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建国后，因为社会安定、生活改善及迅速普及的基本医疗，使中国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而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仍很高，人口基数又很大，这导致人口剧增。图3-6显示死亡率从1950年起大幅度下降，下降幅度明显超过印度以及其他欠发达国家和最贫穷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