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9年开始，“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导致出生率急剧下降，死亡率大幅上升，以致1960年出现了罕见的人口负增长。由于经济的恢复，1963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大幅度反弹，1964年出生率创历史最高点，达4.2%，构成一个异常明显的人口波峰，我称之为“中国婴儿潮”。1964年的人口高峰是中国在人口转型后的最后一个婴儿潮，对中国老龄化社会有标志性意义。1964年后出生率开始稳步下降，这是中国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生率持续下降。这个下降发生在1972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1978年的18‰，图3-7表明，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从1950年起基本是直线的，人口转型比印度、其他欠发达国家和世界最贫穷国家都成功。

    中国把计划生育作为国策的过程是艰辛曲折的，但总体上是成功的。应该说，当时世界经济学前沿还没有从人力资本角度提出人口质量问题。直到1960年，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才开始人力资本的经济思想革命。1949年前，中国经济学界长期忽视人口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1949年建国后，无论是经济理论界还是经济决策层对中国人口问题都缺乏思想准备，1952年开始基本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搞计划经济时，人均教育水平是较高的，人口是较少的，对人口问题也没有充分的理论探讨。而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多子多福”。建国初期空前高涨的热情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功，使人们沉浸在前所未有的乐观情绪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口多是好事”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

    由于没有经济思想准备，人口政策在短期内的大转变是不可能的。印度政府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末试图推动计划生育，但遭到了印度社会广泛的抗议，只好放弃，直到最近几年，计划生育才开始被逐渐接受，但2000年通过的防止全国人口超过11亿的计划已经落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2008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指出，估计到2050年，印度人口将达16.58亿人，超过中国同年的14.08亿人，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中国近代缺乏一批合格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人口问题的认识没有超前于时代，为及早控制人口提供充足的经济思想准备，留下历史遗憾。马歇尔在他的一书中写道，“实行巨大而急剧的变革的计划，现在和以往一样，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且也会引起反作用；我们是不能稳步前进的，如果我们前进得如此之快，以致我们新的生活方式超过了我们的本能的话。的确，人性是可以改变的——新思想、新机会和新的行为方法甚至用几代的时间就可以使它有很大的改变，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人性的这种改变所涉及的范围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广泛，所进行的速度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快。但它仍然是发展的，从而是渐进的；我们社会组织的变革必然由它而生，因此也必然是渐进的”。

    新中国的第一代经济学家无愧于他们的历史使命。1955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浙江小组会上，马寅初提交了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发言稿，马上遭到了很多批评。马寅初坦率地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完全是因为人口问题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确实太重要了，我既然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祖国和人民应尽的责任。”1957年，马寅初《新人口论》发表在当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新人口论》不是关于人口的论文，而是一篇超前于时代的经济巨作，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