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适应，但是合理比例在事前不容易判断。发现消费过低，就只好压投资。重工业优先战略往往是“欲速则不达”，容易出现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投资与消费脱离的严重问题。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一旦消费水平过低，反而会拖投资的后腿。二是就业机会创造能力差。发展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可以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来，直接减轻就业的压力。遗憾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然中国的工业产值比重大大提高，但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很高。除了在“大跃进”期间，第一产业劳动力减少，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说明工业化的技术选择是有严重问题的，发展的成果没有与更多人共享。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运行轨迹宽幅振荡。工业增长率与投资率是高度正相关的，投资大起大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计划经济情况下，投资的限制来自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账户。在金融体系上，1978年前，国家是吸纳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在当时国际贸易很少的情况下，财政约束占主导地位。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基本建设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企业流动资金。计划经济不光是短缺经济，而且受到财政约束，是一种“振荡经济”。一方面，由于没有“钱生钱”的过程，资本复利的神奇效果得不到发挥，造成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在资本按照高度集中的计划方式配置的情况下，利率被人为压低，且国有企业具有强烈的投资饥渴症。陈云在1954年主持编制第四稿“一五”计划草案时说，“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越算越少，而投资越算越多，因此要确实计算每个项目的单价”。

    国有企业赢利性不高，国家财政收入跟不上经济规模的扩大，即拉车的马还是一样，“小马拉大车”，越拉越累，最后不得不踩急刹车。在这种财政约束下，经济发展只能停停歇歇，导致大起大落。如表3-3所示，中国财政预算收支在“一五”期间基本平衡。1958年，也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起步之年，开始了“大跃进”，财政支出迅猛增加，投资出现狂热，农业、轻工业进一步被挤压。可是，财政收入根本赶不上财政支出中的投资需求，造成1959年和1960年巨大财政赤字。在债务发行量不足的情况下，财政赤字迫使银行发行大量货币，引发通货膨胀。苏星在《新中国经济史》中说，“许多商品国营商店有价无货，自由市场上的价格高于国营牌价几倍甚至十几倍”。最后，大规模投资戛然而止，又不幸遇上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产生严重经济后果，造成人民生活的极大困难。1961年，中国确定对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果断压缩投资规模，才使积累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有所缓解。1963～1965年为经济调整时期，取得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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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