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泛滥，货币政策的反高通胀的可信性还缺乏，通货膨胀变得难以控制。

    再看苏联1980年以后出现的停滞与日本1991年以后的停滞，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本质是相同的。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由于技术进步潜力已经没有了，巨大的物质资本积累量不可避免地遭受了边际报酬递减的打击，投资收益率下降，苏联开始进入经济减速期，经济体制随之僵化。

    现有的经济学对计划经济模式制度性缺陷的认识只停留在第一个层次，即在工业部门内缺乏技术进步，而没有想到另一方面的缺陷，就是计划经济根本没有能力适应生产力革命。计划经济的确存在增长方式的问题，但不是最深层次问题。更深刻的解释是苏联没有能力抓住信息技术革命的新增长机遇。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在计划经济内产生信息经济。由于工业部门工资很高，又没有劳动力市场，一个计算机企业不可能找到合适的员工。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没有资本市场，同时银行根本不会冒技术革命的风险而为企业提供贷款，企业找不到投资者。

    所以，新兴的信息产业不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内产生，只有在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内产生。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瑟夫·奈指出，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对工业革命是有用的，但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对信息革命则是巨大的灾难。计划经济对钢铁、电力等重工业有利，但对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则缺乏快速反应和应变能力，因为信息产品寿命只有1～2年，但如果按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这个产品可能刚计划开始生产就已经过时了。苏联的计划经济的崩溃，正好验证了本书的观点——问题不仅在于企业在“红海”里实现技术创新，而还在于要形成更有适应性的经济制度来鼓励企业进行革命性创新，建立全新的商业模式，开创“蓝海”。

    计划经济体制与重工业优先战略密不可分。林毅夫、蔡昉、李周主张中国建国初期应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他们认为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认为重工业优先战略是外生的，决定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为了与体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相配合，一系列计划配置资源的管理机构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后建立起来，一个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就逐步形成了，并最终产生了路径依赖。

    中国比较优势是低成本的劳动力，积极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可以占领国际市场，获得经济利润，迅速积累资本，通过轻工业产生的利润随后可以进一步对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进行投资，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小步快跑”的升级。在共和国第二个30年里，浙江的经验就是这种发展战略最好的例证。1978年前，浙江几乎没有工业。1978年后，浙江从手工轻工业做起，逐渐积累资本，推动产业升级。2008年，浙江已经进入先进制造业阶段了。大家可能记得，浙江人先从钉皮鞋、弹棉花、做衣服这些轻工业开始，最后才发展到装备制造业。浙江的产业升级和换代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我在这里不去探讨计划经济和重工业发展战略孰先孰后的问题，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强制性储蓄时间过长，挫伤了劳动的积极性。通过压低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和相对抬高工业品的价格，中国农业部门储蓄转向工业部门，同时实行低工资，国有企业实现了大量的工业利润，工业利润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然后再通过国家计划将国家财政盈余转化为工业部门的投资。依靠政策压低农产品价格和工资进行长期强制性储蓄，在短期是可以的，但长期就会对农民和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产生严重挫伤。

    所以，必须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使之与生活消费增长的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