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参加者来自拉美国家、美国和世界银行等国家及国际机构。会议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主张，被称为“华盛顿共识”（主要内容为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等）。华盛顿共识主要从需求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其理论基础就是新古典经济学。

    面对依旧严重的贫困问题，世界银行目前已放弃华盛顿共识，转而强调全面提升社会能力和增长的质量。面对金融危机在多个国家频频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愈来愈重视经济的结构改革。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在过去几年里，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的发展中国家注意到，在20世纪，华盛顿共识影响力最大的那20多年恰好是它们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最差的时期。不仅对全球化的幻觉破灭增强了，对华盛顿共识的醒悟也同样增强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能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应该荣获诺贝尔奖”。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创造的经济奇迹，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的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曾发表论文，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在他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落后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种模式。但库珀没有进一步指出北京共识的深刻内涵。

    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处于“人人都在谈论但谁也说不清楚”的状态。我在中央部委短暂工作过，经历了国有企业改革攻坚，对中央政府的改革感到敬佩；我在地方政府工作了一段时间，对地方的创新感到惊讶；我接触到了中国顶级企业家，也接触到了初出茅庐的创业者和普通老百姓，感到个人创业的大潮席卷中国大地。基于我在国内外比较广泛的观察和体验，我认为中国的成功在于成功的模式，我将这个模式称之为“中国模式”，概括起来就是12个字，那就是——中央改革，地方创新，个体创业。“中国模式”是解决有效供给不足的有效方式，提供了经济制度的多样性，有利于企业创新。

    在供给曲线大幅度向右方平移时，如果中央政府不愿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制度变迁”，会导致制度供给不足。世界各国的中央政府可能都没有中国政府如此强烈执著的改革意识，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对经济问题的判断主要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深刻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同时也重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基于这样一个对经济根本问题的判断，中国政府积极提供“制度供给”；世界各国的地方政府很少有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这样具有激情和创新精神，面对异常复杂和各具特色的地方经济社会环境，往往能找到一个与中央大政方针一致又适合经济全球化和当地实际情况的解决方案，综合各种要素创造有效供给。中国人开始集中精力创业，商业才能得到了发挥，亿万创业者弘扬企业家精神，不断地模仿和创新，实现常规创新和革命性创新，勇于“创造性的破坏”，发动了商业领域的“人民战争”，培养着商业文明，推动经济体制的转轨。

    20世纪70年代前后，经济史闯入经济增长的研究领域，制度因素最终被纳入解释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因此获得了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斯发现，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没有发生技术进步，但此期间的效率却大大提高了，这期间技术没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