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招生规模，2010年在学人数达到30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5%左右，在2020年达到40%，在2050年达到55%。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与国际上普遍的普及率还有很大差距，如高收入国家高等教育在1996年就达到了60%以上的平均水平。

    按照《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的长远规划，运用王燕和我在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力资本计算方法，计算出未来人力资本的变化。如图4-2所示，2049年中国劳动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2年，即实现高中毕业的目标。在品牌时代，人力资本增长率从价格时代的年平均2.21%下降到1.22%左右，在创新时代基本保持在1.40%左右。

    图4-3显示中国未来40年的人力资本结构变化。可以看到，大学人力资本有大幅度上升，接近40%左右，小学水平的人力资本将消失，大学水平的人力资本将占40%左右，表明“知识社会”的出现，但初中和高中水平仍占微弱主体。

    2001年，管理大师德鲁克描绘“下一个社会”形态时认为：“‘下一个社会’将是知识社会。知识会成为社会的关键资源，知识工作者将成为主要的劳动力，它具有下列三种主要特质：一、没有疆界——因为知识的传播甚至比资金流通还容易；二、向上流动——每个受过正规教育的人，都有力争上游的机会；三、成功和失败的几率均等——任何人都可以获得‘生产工具’，即取得工作所需的知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这三种特性加起来，会使知识社会变成一个充满激烈竞争的社会，无论对组织和个人而言，都是如此。”在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和人口红利淡出的中国，为应对生产力革命的挑战和“下一个社会”的来临，大幅度投资人力资本是在品牌时代和创新时代获得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对于中国经济，我认为可以采用“反木桶原理”进行设计。“反木桶原理”认为木桶最长的一块木板决定了其特色与比较优势，在一个特定范围内成为制高点。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最长“木板”呢？毫无疑问，是无与伦比的潜在人力资本优势。1985年5月19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100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与人口众多的印度一样，中国具有生产“知识员工”的巨大潜力。在价格时代和品牌时代，中国经济低成本中低素质的劳动力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创新时代，拥有成本相对较低但高素质的数以亿计的“知识员工”将是“中国新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一篇《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文章中，适时提出了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这项重要战略任务，要求教育要综合考虑人口变化、学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特点，主动适应工业化、信息化的新要求。

    对台湾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李国鼎指出教育体系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科技的创新，当然要靠人才，而人才的产生必须来自教育”，“寻求科技发展根本解决之道，在于教育制度的改善”，“倘若我们仍依循过去不具弹性的教育系统，将很难培育出有创意的青年人，而一个未曾有的科技新时代，我们实需大刀阔斧地修正原教育制度。”即将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