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又成长不起来，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使日本经济未能成功转轨的，恰恰正是曾经在工业经济时代风光无限的经济制度：

    第一，主银行制度。日本的主要企业，都有一家大银行作为主银行，主银行既是主要的贷款人，又是这家企业的主要持股人。在此过程中，银行与企业形成密切关系。这使得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能满足长期投资的需要。这种金融制度安排的前提是企业总有投资机会，且投资有效。一旦投资失败，银行体系就承担了企业部门的大量系统风险。我们知道，在一个特定的生产力革命过程中，随着资本积累，边际收益递减，投资回报下降，投资机会必然会逐渐消失。同时，这种主银行制度对高风险的私募投资有排斥作用。所以日本民间风险投资不活跃，缺乏美国式的灵活融资机制。日本创业家要向金融机关借钱相当难，万一创业失败就必须背负大量负债。

    第二，日本企业终身雇用制度。大企业的终身雇用制度，促进了员工的忠诚度和敬业精神，也鼓励企业对员工人力资本进行长期投资，提高了员工的劳动生产率。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处于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期，日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引发了美国经济学界对日本企业的大量细致的研究，发表了诸多论文。但是，日本企业的终身雇用制，使得企业在需求不旺盛时和需要开拓蓝海时，不能通过裁减人员来有效降低劳动力成本，因而很难增加企业的市场反应能力，也无法快速有效地通过招募新技能的劳动力来调整企业人力资源结构。僵硬的劳动力市场导致传统产业下不去，新兴工业起不来。

    第三，教育体制单一。日本的教育体系优势在于普及教育，培养同质性人才，适用于工业经济，但对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信息经济则明显不足。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指出：“现在日本的教育制度，还是停留在工业化社会时代；也就是说，日本的教育是在量产高于平均水平之上的人才。很讽刺的是，在今天的日本教育体系下，被教出来的‘优秀’孩子，并不适用于未来的时代。”从1991年起，日本制造达到顶峰后逐渐停滞。当制造业投资机会消失的时候，企业家精神也容易失去。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创新可以成为一门学科，供人学习和实践。日本教育体制需要培养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文化。

    从1991年到2001年，日本在总需求管理方面竭尽全力，货币政策的利率降为零，多次财政刺激政策使国债/GDP比例持续增长，但仍然无法改变日本的经济停滞。存款利率长期接近于零，总体上已经失去了通过货币政策促进需求的条件，也使日本国民失去了一个通过复利进行财富积累的机会。在日本“失落的第一个10年”后，需求学派黯然失色，轮到供给学派登场了。2001年5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向国会发表第一份施政报告，认为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经济增长，强调要通过大胆的经济结构改革，恢复国民信心，重振经济。尽管他明确声明，实施这项改革可能会使日本在收获成功前经历好几年的痛楚，但小泉改革仍受到日本民众空前欢迎。小泉首相表示，他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重建经济，建立充满自信和自豪的日本社会”，并在世界上“发挥日本的建设性作用”。

    小泉将自己要进行的改革与100多年前的明治维新相提并论，提出“Nopain，nogain”的口号，呼吁民众忍受改革的痛苦，表示要进行一场不怕痛苦、不怕触及既得利益、突破过去经验的“新世纪维新”，建立一个适应21世纪的经济体制。他提出的主要措施有：在2～3年内消除银行呆、坏账等不良债权，放开市场竞争，控制国债发行量。2001年以来，日本陆续出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