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国家基本战略”、“纳米技术发展战略”、“生物技术国家战略”和“知识产权国家战略”，大打技术牌。

    小泉结构性改革增进了日本经济体制的活力，非长期雇用员工开始占劳动力的相当比例，银行坏账大幅度减少，企业开始转型。但小泉改革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不明确，国内缺乏改革共识，劳动力市场等关键性改革远远不到位，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的长期体制性问题。虽然日本经济近几年有所起色，从2002年1月开始复苏，但依然没有恢复强势增长，2008年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快又陷入衰退，企业信心持续低落，显示出长期增长的脆弱性，被保罗·克鲁格曼称为“形状”的衰退。2001～2011年，将不幸成为日本“失落的第二个10年”。日本经济需要有“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的改革力度，以“学习型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才能最终走出制造业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货币和汇率政策

    日本的货币政策在应付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经济金融环境上有不足之处。汇率政策带有很强的国际金融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把汇率固定在1美元=360日元。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了1/4世纪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宣告终结，世界经济进入浮动汇率时代。随着美元贬值，日元开始升值，1美元=360日元的时代也宣告结束了。1971年12月，在美国举行了西方10国财长会谈，协商国际汇率的多边调整。迫于压力，日本宣布实行浮动汇率，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升至308日元，升值幅度为16.88%。图4-8描述了日元对美元汇率长期升值过程。

    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向信息经济艰难转轨，造成复杂的国内经济环境。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西欧各国处于“滞胀”的困境，拉丁美洲国家大量借外债搞国内建设，国际资本也适应了这种需求。1984年，在谁也没有想到的情况下，美国率先走出“滞胀”，进入信息经济，美国经济复苏。1981～1982年美国实际利率大幅度跳跃，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20世纪80年代初信息技术在美国进入实际应用阶段，预期投资收益率突然上升，开辟了新的投资机会。但信息技术专用的世界资本存量在1981年时还很少，所以边际生产率高，导致美国实际利率跳升，国际资本流入美国，诱发了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美元也稳步走强。美国自身的结构调整中出现制造业不断衰退的情况，贸易逆差扩大，失业率上升。美国国内把贸易赤字归咎于美元高估，要求美国政府协调国际汇率关系，首选协商目标是对美拥有大量贸易盈余的日本和前联邦德国。

    1972年后，日元对美元保持了长期稳定升值的趋势，这一趋势在1985年被突然打断，转折点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该协议签署之后的三年时间里，美元急剧贬值，而日元则急剧升值，升到了战后的历史新高。随着日元急速升值，日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下降，日本出现了短暂的经济衰退。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元升值并没有达到“广场协议”的初衷，即解决美日贸易逆差问题。

    日本制造业逐渐衰退是必然趋势，但日元在“广场协议”后的迅速升值加速了这一过程。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告别了“高速增长”的阶段，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这在日本国内产生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维持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又怂恿了资产泡沫的生成和暴涨。日本资产泡沫产生的主要原因有4个方面：一、日本的居民储蓄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速成长时期，始终保持较高水平，通过主银行体系的转化，成为企业投资的主要支撑。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制造业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