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说，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预测，不能是简单的数字叠加和推算，它需要将数字和经济内涵相结合，还需要一定的对“中国模式”变“不可能”为“可能”的想象力。根据国民收入核算法，我对中国生产要素增长和全要素生产力变化作出推算，从而对“品牌时代”和“创新时代”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模拟分析。根据这一分析结果，表4-2列出了今后40年期间中国经济可能达到的年平均增长率。最为显著的现象是人口结构和人力资本的长期趋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影响。

    劳动力增长从价格时代的2.24%分别降为品牌时代的-0.23%和创新时代的-0.84%的增长，表明人口红利的逐渐退色。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从2.21%分别降为品牌时代的1.22%和创新时代的1.40%，但仍维持可观的增长速度，说明了教育红利的长期延续。在推算了中国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增长趋势后，我们需要深入探讨一下物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率。由于中国国内储蓄率居高不下，所以决定物质资本增长的瓶颈不是资金来源，而是投资机会。中国制造的资本积累最终导致边际收益递减，若想增加有效供给，就需要通过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来抓住生产力革命催生的新产业。

    国际上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雷同，断定高速增长来源是生产要素的消耗，而全要素生产力提高是很少的，所以中国经济还谈不上奇迹，可持续性也值得怀疑。根据本书第三篇“中国千年之变局”对经济增长核算的实证研究，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力在建国后第一个30年即创业时代为负增长，显示出计划经济的僵化和技术进步的缺乏；但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力在第二个30年即价格时代确实有显著提高，说明“中国模式”不全是“东亚模式”。全要素生产力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技术进步。在“中国模式”的推动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很大空间；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存在着从模仿向自主创新过渡的可能性。因此，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力还有长期增长的可能。

    品牌时代

    在品牌时代，中国教育红利的延续将抵消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制造”和城市化带来的投资机会仍然存在，物质资本深化将是一个主要推动力。城市化将是品牌时代的一个主要投资机会。根据麦肯锡公司2008年3月发表的题为《迎接中国10亿城市大军》的报告，中国的城市中心在未来将占据更加主导的地位。从1980年到2005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增长了一倍以上，达到44%。到2025年，中国将有超过66%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国的城市化规模和步伐有望继续保持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到2025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9.26亿，到2030年将突破10亿，城市化水平达到71%。中国将出现221个100万人口的大城市，23个5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以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武汉、重庆和成都等8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巨型城市。但该报告也隐含着这样一个结论，当中国城市化达到70%以上后，即2029年以后，城市建设和发展作为投资机会的潜力就不大了。

    如前所述，世界是呈阶梯形的。农业经济所能创造的人均财富是一个台阶，工业经济所能创造的人均财富又是一个台阶。“日本制造”所创造的人均收入是一个很合适的参照物，可用来预测“中国制造”能把人均收入带到多高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制造”创造了奇迹，成功打造出一批国际性品牌。日本人的收入以全世界而言，仍然是属于高水平，但日本人的收入所得在1991年到达高峰之后就开始停滞不前。日本凭借制造业使人均收入达到40000美元左右之后，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