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来访的理查德·尼克松，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惊人的巨大变化。这次会见的意义是非凡的。此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同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的外交接触，使这次会见成了事实。当然，不应忘记的还有“乒乓外交”。1971年，中国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善意的邀请，为一年后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础。这可能是乒乓球运动史上最为重要的时刻了。

    但是，不管是“乒乓外交”，还是北京为尼克松精心准备的宴会，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冷和平”状态。中美两国之间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局限于政治领域，仅限于紧张关系的缓解和外交往来的增多。1978年以前，中国仍然与其邻国和世界隔绝。中国与苏联虽然是全球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中的盟国，但实际上双方的关系却是冷淡的。中国既不愿意拉近与西方的关系，也不愿意与东方走得更近。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一直遭受着来自西方的压力和入侵；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0年里，中国一直致力于实现独立、自主和自给自足。“自给自足”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融入世界相抵触的。

    1978年，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中国开始了改革和现代化的进程。当时，中国有太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邓小平英明地意识到，除非这种状况得到改变，否则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就不可能形成紧密的关系。邓小平有着令人敬佩的远见。他经历了党内沉浮。毛泽东逝世的时候，邓小平已经72岁了，大多数人在他这个年龄都开始回顾自己的人生，准备就此安享晚年了，但是他并没有这样想，一直在为中国共产党服务，这令人敬重；他经历了磨难而不屈不挠，这又令人惊叹。这些为他赢得了党内很多元老的尊重和年青一代的拥护。

    邓小平意欲改变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的管理方式。为此，他首先着手农业改革，开始实行土地承包制度。其后，他又提出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创建一些经济特区。这些经济特区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实行更优惠的税率，个人在此享有更多的经商自由。这些经济特区选址的主要标准是要邻近西方的商业和贸易中心。

    这种一定程度的开放，其目的在于使经济特区成为改革的“试验田”，但是中国人对获得更多的自由经商的权利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渴望导致了“经商热”。在此前一直处于经济沉睡状态的地区，例如南临中国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贸易和工业发展显著。出于对这种巨大变化的不适应，很多人开始担心。还有人反对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封闭经济中引入外资，担心外资一旦进入中国，可能会威胁中国的稳定。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整个20世纪80年代，虽然改革的步伐时急时缓，但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且取得了显著成效。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近10%，通货膨胀适度。其中某些年份经济增长仅有7%，而在某些年份经济增长则接近15%，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可是，由于起点低，即使实现了如此快速的增长，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想要跻身于世界中等国家的行列，中国还需要很多年的发展。而且，中国整体经济数据背后还存在着地区差异。在新的经济特区迅速繁荣并发展壮大的同时，西部和内陆的很多省区的发展还不尽如人意。

    在这些年中，邓小平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灵活且不固守传统。同时，邓小平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回归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市场力量发挥主导作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只有一个政府，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