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以来，美国的繁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依赖对全球经济的有效参与和领导。”这份备忘录还明确指出，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必要性，也是美国要继续关注全球经济体系塑造的原因之一。

    西雅图谈判本来应该能推动这一议程进展。但是，数千名愤怒示威者封锁道路、纵火并制造混乱，他们的抗议活动打乱了计划。其中一些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破坏会谈。但其他人则有着更为明确的不满——他们反对自由贸易，反对认为全球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加强符合未来世界最大利益的“华盛顿共识”，反对“新经济”下的不平等、没有兑现的承诺和无法实现的梦想。

    “人比利润重要！”这是涌向西雅图大街小巷的男男女女呼喊的口号之一。克林顿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全球贸易自由化及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这一根本观念来源于经济学的一则经典信条，即比较优势法则。从理论上讲，如果没有进出口限制等人为成本的约束，某种产品或服务将来自那些能够以最低成本提供最高质量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和国家。尽管从短期来看，由于一些企业无法适应全球竞争，打破贸易壁垒会对经济造成一定的破坏，但是从长远来看，打破贸易壁垒有益于更大的繁荣，从这种繁荣中受益的不仅仅是企业和企业的所有者，还有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最具生产力的企业将主导市场，而对市场的主导将使这些企业获得更大的利润，并且随着成本的降低，这些企业还可以降低其商品价格。终端消费者将会从价格更为低廉的产品和服务中受益。

    但是，西雅图的示威者看到的不是他们作为消费者能够从贸易自由化中得到的好处，而是企业作为生产者能够从中获得的利润。当时，“全球化”一词已经被广泛应用，但是和现在一样，“全球化”的概念还很模糊和混乱。对于那些支持“华盛顿共识”的人来说，全球化是一个自我强化的体系，它能够将福祉带给越来越多的人。而对于那些绝望地看待全球化的人来说，就像佩罗提出的警告一样，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和“新经济”繁荣下风险资本家和计算机行业亿万富翁的诞生，一切错误都是由全球化造成的。曾经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asepigz）是全球化的尖锐批评者，他指出，西雅图示威者的视角与美国政府的视角是截然相反的，这不禁让人感到疑惑，他们所谈论的到底是不是一回事。他们一方看到的是所有人财富的增加，另一方看到的却是生活水平的下降和不安全感的增强；一方在为联系更加紧密的世界而欢呼，另一方看到的却是国内文化受到的威胁和社会联系纽带遭到的破坏。

    对于好几百万美国人来说，“新经济”就像是一家糖果店，他们只能站在外面，把脸凑到玻璃窗上，他们能够看到并且渴望品尝到店里的美味，但是却无能为力。电视画面上的“中产阶层”生活实际上只有富人才能享受；杂志宣传说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可是出现在报道中的那些物件和玩具只有少数人能买得起；经济不断发展、商业周期终结、股指上升到新高，这些都是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得到的空洞前景。西雅图发生的一切无情地提示着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的现实：这是一个“新经济”的时代，同时也不是“新经济”的时代。这个时代有赢家，他们主导着人们的话题；这个时代也有输家，他们被人们遗忘和忽视。赢家和输家的看法都是对的，同时也都是不对的。

    “新经济”的热情支持者对这个世界有着“乌托邦”式的幻想，认为技术、网络和市场将会造就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总是夸夸其谈，但真正做的却很少。对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人比奥地利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熊彼特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看得更敏锐了。他把资本主义体系称为无尽的“有创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