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国表达不满的信号，它加深了两国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在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之前，华盛顿政府就已经通过了一个协议草案，目的在于防止与中国就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达成一致。一直反对中美两国建立友好关系的人认为，中国的抗议活动是中国政府有意为之，持有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ouings）。在这样的形势下，1999年5月末，中美两国贸易谈判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1999年的中国已经与西方世界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并想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当中。由于历史上遭受过西方强国的入侵，中国对美国始终保持警惕。在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后，中国人群情激昂，反美情绪持续高涨。伴随着这种情绪，中美关系迅速恶化，仿佛陷入停滞并向反方向发展。

    然而，事实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糟糕。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两国政府又重新回到了谈判桌前。朱镕基在北京重新开始谈判进程，克林顿也在国会内部支持派的扶持下重新开始了总统工作。这次他们选择了避开公众目光，进行秘密会谈。

    世界贸易组织也积极推动两国谈判的重新启动。通过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政府和商业界看到了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因此他们希望自由贸易的领域继续扩大。然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却不愿意看到这一结果，因为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发展越迅速，老百姓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当“全球化”一词被广泛使用时，人们对全球化的担忧也显现出来。“新经济”的发展掩盖了世界经济本来的面目，当硅谷的企业变得越来越富有时，数百万美国工人的生活却每况愈下。计算机的应用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却让大量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因为现在生产同样的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减少了。除了技术本身带给普通美国人的威胁以外，中国也被视为美国工人的巨大威胁。中国与10年前的墨西哥一样，被看做美国工作机会的抢夺者。中国的工资水平低于美国，因此在生产成本方面较之美国具有明显的优势。一些美国人原本就反对共产主义，再加上对失去工作机会和工资停滞不前的担心，使这些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不想看到中国和美国走得过近，也不愿意看到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建立紧密联系。

    被“莱温斯基性丑闻案”搞得筋疲力尽的克林顿在政治上也陷入了低谷。他关于全球化能带给美国人更多机会的判断在国内变得毫无说服力。由于缺乏政府强有力的政策信号指引，反对派利用这个机会引导公众舆论。与此同时，朱镕基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并使国有企业更具竞争力而不知疲倦地工作，他所进行的银行系统的改革也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朱镕基想让中国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参与到广泛的全球竞争中来，因为他坚信，只有这样才能尽快使那些效率低下、经营不善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脱胎换骨。

    在沉寂了几个月之后，9月中旬，中美两国突然宣布已经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了一致意见。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沙琳·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和时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的石广生在两国贸易谈判协议上签字。由巴尔舍夫斯基和石广生签署的协议仿佛向人们表明，这是一个全新的、非同一般的两国协定。

    中美两国贸易协定的签署令商界领袖们欢欣鼓舞。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一名管理者说：“这样我们将会在中国获得更好的投资机会。”尽管外国公司在与中国企业的合资中控股比例比想象的要低，但是中美谈判双方制定了一个时间表，将使这一比例逐步提高。外国银行起初不允许在中国从事零售业务，但是几年之后，这些银行可以扩大面向中国普通消费者和公司客户的业务。其他领域的情况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