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略了：一国从另一国进口的商品可能是本国企业在另一国生产的。例如，通用电气公司在其设在中国的工厂里组装产品，当这些产品运抵加利福尼亚州长滩港并被运送到仓库的时候，它们可以不被计入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当中。但是，如果这些产品及其零部件是在中国工厂里生产并组装的，那么当这些产品运抵新泽西州纽瓦克港的时候，它们就会被计入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当中。“进口”对“出口”的分类，反映的仍然是过去的国际环境特点：每个国家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国家有着自己的内部市场、内部生产以及内部消费。在国家数据的统计当中，国家边界就像一条闪亮的地理界限，将“我们”与“他们”分隔开来。

    外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寻找货源，然后再将商品运送到世界其他地区销售，新千年以来中国国际贸易的绝大部分都源于此，而不是源于中国企业在洞察国际市场需求的基础上主动生产低成本的同类商品。美国企业进口的常常是零部件而非成品，这些零部件由美国在华的制造工厂完成组装，这样美国企业就可以维持低成本运营，不仅可以继续在美国国内立足，甚至还可以扩大生产。

    此外，据估计，中国出口商品的50%以上都是由外国企业购买的，这是外国资本在华投资建厂生产出这些产品的结果。与此同时，中国进口商品的一半以上也是由这些外国企业购进的。像通用电气公司、卡特彼勒公司和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食品公司这样的外国企业在中国设厂时，首先要从日本、德国或美国等地进口动力或工业设备。在华工厂的收入增加了这些企业的总收入，如果这些企业是美国企业或者其股票在纽约股市交易，那么其中国工厂的收入和利润就会增加这些企业带给美国的税收或是带动企业股价的提高。尽管这样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可能会因为企业的外包行为而减少，但企业股价的上涨会使富人受益，同时也有利于工人养老金的提高。

    一些外国企业在华销售的产品，不管是约翰·迪尔公司的联合收割机、摩托罗拉公司的手机，还是卡特彼勒公司生产的重型推土机，其中的部分零件可能是由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工厂制造的，钢材是由韩国生产的，然后再由设在中国珠江三角洲的工厂进行组装的。外国企业在中国销售产品可以直接提高外国企业的收益，就像上海的肯德基帮助百胜餐饮集团取得了骄人的商业业绩一样。但是，进出口总量的数据却无法反映出这些内容。当然，如果约翰·迪尔公司的联合收割机先出口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出售到中国内地，那么商业收益就能从进出口数据中反映出来了。因为香港是交通枢纽，铁路、航线和公路都在这里交汇并通往中国内地的众多城市，所以，对外贸企业来说，先把商品从生产地运送到香港，然后再转运回中国内地，这样在经济上更加划算。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同一件商品就被统计了两次，一次被算作进口商品，另一次被算作出口商品，并且两次都是按照中国商品来统计，这样一来，就会出现重复统计的现象。

    贸易是中美关系的核心，然而商品贸易只是这其中的一个方面。思想交流也是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内容，而且思想交流的重要性不比商品贸易的重要性低。在美国和欧洲，贸易也是最敏感的话题，它与人们对于失业、失去经济保障以及国家丧失经济主权的担忧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担忧早在国家出现时就已经产生了。历史上的帝国总是企图垄断贸易以获取力量和权力。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国家采取重商主义政策，目的是防止其他国家接近它们的贸易航路。英国政府企图限制北美殖民地与法国和西班牙进行贸易往来，而这成为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对英国敌意加深并导致美国独立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19世纪，即使现代自由贸易思想已经在英国扎了根，大英帝国仍然制定法律保护自己与印度和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