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责任，向受害者和公众负责；二是承担政治上的责任，也就是向党和政府负责；三是承担民主的责任，向选举自己的人民代表和选民负责；四是承担法律的责任，要向相关法律规定负责，看是否有渎职的情形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道义责任是官员的第一责任。对官员问责需要从道义责任开始。”李成言认为，“现行问责制主要限于违反法律和党纪政纪的问责，缺乏对权力运行者政治和道义问责。这需要有关部门不断提高对官员的约束力，转变问责方式，深化问责对象，扩展问责范围和领域。”

    需破除的利益“共同体”

    “我国现行的问责方式主体比较单一。国际经验表明，有效的官员问责需要问责主体多元化，需要立法机关、新闻媒体、社会团体、社会公众参与问责。”国家行政学院龚维斌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公众参与对官员的问责越来越多，推动了对事件的查处和对失职渎职官员的责任追究。但是，从总体上看，现在的问责制，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党组织和行政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问责上，立法机关、社会团体、社会公众参与问责的广度和深度不够。”

    “长期以来，我国治国基本靠出台红头文件，在具体落实当中，很难把一个责任通过法规规范或法制的形式，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层面。”中央党校党建部张希贤教授认为，“因为没有一个法制上明确的权责规定，一旦出问题，就找不到具体责任人，而且哪一级干部应该担当多大的责任，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全凭着上级党政机关来界定。”

    “由于我国官员问责大都指向基层、底层的下级官员，导致出了问题之后，没有人会主动辞职，而出问题的官员也确信上级会保护自己，导致问责达不到真正的效果。”齐善鸿表示，“为了应付舆论和更高层的政府，承担问责责任的机关，通常会抛出一些最底层的官员。这样不合理的责任承担机制，生成了官场不负责任的文化。”

    “一般由各级的最高行政领导确定是否要问责、力度如何、什么样的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毛寿龙认为，“领导重视了，问责就进入实践，其力度也大。一旦领导有其他考虑，问责就会退而变成次要工作，力度下降，有时候甚至是停止运作。行政性问责的这些特征使得问责实践往往很不稳定，并富有争议。”

    期待问责制瓶颈的突破

    针对官员问责中存在的缺陷，受访专家认为，应重点设置责任追究制的范围和方式，将国家现行的多种责任追究制链条有机地联结在一起，使官员问责制更具有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我国官员问责体制还处在粗放型阶段，要解决这个问题，仅在技术上完善行政性问责还不够，关键要从行政性问责走向程序性问责。”李成言认为，“通过追究官员确实应承担的责任，促使官员合法、正当地行使手中的权力，使行政机关和公务员真正负起责任。对官员的问责应科学化、法制化，谁应当负责任，应当负责任到什么程度，要有一个量化的、具体的规范。”

    “我国官员问责制度需要和岗位分析、纪检监察、审计等结合起来，要与绩效评估结合起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做到规范问责、依法问责、科学问责。一要科学设定岗位职权和应承担的责任，二要制定和履行规范细致的问责程序。”龚维斌认为，“还要把问责制与开展绩效评估结合起来。绩效评估是实行问责制的前提和基础，有了绩效评估的结果，官员问责才有可靠的依据。同时，把官员问责制与责任评估结合起来，一要科学地评估事故或事件后果的严重程度，二要科学地评估相关领导干部应该承担的责任。也要防止简单地从政治上问责，忽略了对真正原因的分析和研究，丧失了通过查找原因举一反三、改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