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副省长，而各地区市县落马的政协官员，获罪前也是一些权力部门或地方一把手。

    这些官员到政协任职前不但权倾一方，而且大多长期处于不受实质性监督的失控状态。有个别官员转任政协后，甚至还不离原位或仍兼低一级的实权职务，使自己余威犹存，继续搞腐败。在这样有腐败“惯性”的政协官员中，宋平顺可谓典型，其官升到正省级，还把住副省级政法委书记、厅局级公安局长、市委副书记的职务紧抓不放。虽然名为天津市政协主席，但实是天津市政法系统的“大哥大”。

    “大多数政协官员在之前显赫的岗位上犯事，却在政协任职后才被查处，与政协官员身份相关联的政协，不应为此负责。”张鸣表示，“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就是有关部门已发现官员有腐败迹象，但为了排除干扰调查的各种因素，才把其转任政协岗位当作一种权宜之计。”

    政协北京十届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广宇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很多官员大权在握时，因为人脉关系很深，监察部门一般不敢查，也没法查。这些官员到政协任职后，其拥有的权力小了。随着问题的相继暴露，这时再调查，自然就容易得多了。”

    多种信息显示，这些官员大权在握时，尽管已经劣迹斑斑，并被屡次举报，可他们凭借自身权力关系网，不但能摆平上下左右的关系，而且还能在保住官位的同时又在政协新岗位上获得升迁，能量总是超乎常人想象。

    不该成为腐败官员“藏身之地”

    不可否认，目前公众对有些地方政协官员颇有微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类政协官员非但不能反映民意民声，高质量地参政议政，推进社会民主进程，还搞腐败，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影响。

    据记者调查了解，地方政协官员频繁落马，与近年来有些地方在政协官员选拔任用工作中降低标准有关——有些因年龄、政绩、口碑等原因，不能继续留任或提拔到党委、政府任职的官员，往往会被安排到政协岗位上。

    多位受访的地方组织部门工作人员也坦言，目前不少地方对政协在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认识并不到位，政协往往被认为是一个“无权、无为、无用”的“陪衬”机构。“随着官员退休的制度化，近年有大批官员退居‘二线’，如果不重视政协工作，就很容易把政协变成官员安置场所。如果选人用人把关不严格，会导致一些官员被‘带病提拔’，使政协沦为腐败官员的藏身之地。”北京市委组织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年轻干部认为。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对政协工作重要性缺乏正确认识，有些地方把政协职位当作一种荣誉或奖品随意乱送，在降低了政协成员基本标准的同时，也降低了参政议政质量。更严重的是，也给了一些腐败分子可乘之机。

    “有些地方的企业家或富人，只要做了一点公益事业，在社会上博得一些名声，通过一些关系就可进入政协当政协委员。”曾广宇告诉记者，“如果运作得好的话，有些还可直接成为地方政协常委。”

    “一些地方政协官员落马人数急增，其中还与官商勾结、利益输送和地方黑恶势力作祟有关。”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些地方为了经济增长，热衷从政治上拉拢利税大户，以至一些道德低下、富而不仁的私营企业主或富商老板混入政协成为委员，甚至政协常委，而这些头衔，又为他们从事非法活动提供了保护伞。”

    据报道，在重庆“打黑风暴”中，不少黑帮人物就在政协任职。比如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黎强，有一个显赫的头衔——巴南区政协常委；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天伦，任重庆市大渡口区政协委员；重庆市华厦建筑公司总经理贺伦江，任渝北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