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善鸿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其实原因很简单，除了调查程序出问题外，也间接地折射出整个社会道德诚信体系所出现的严重缺失。”

    值得称道的有益尝试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受访专家多次提到贵州瓮安6.28事件和湖北石首6.17群体性事件。他们普遍认为，这些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处置不力外，主要是未能及时向公众提供令人信服的调查结论。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凸显期，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中国社会科学院尹韵公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重大公共事件处理不好，不但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还会引发成为刑事案件，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个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多位受访专家建议，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意识日趋强烈，如何在政府调查的基础上，针对重大社会公共事件构建独立的调查制度，其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

    “面对重大公共事件，除了传统的政府部门内部清查外，可进行独立调查制度的试水。”李成言建议，“在一些争议事件中，独立调查能够更好地摆脱各种利益掣肘，更专业、更客观地探究事实的真相，扩大了公众的知情权，强化了监督力度，并与政府调查形成相互制约又共同促进的双赢效果。”

    据专家介绍，独立调查制度在国外源远流长。在很多国家，凡有轰动全国的重大公共事件，不仅是媒体，就是一些社会团体，也会在政府之外展开独立调查，并及时公布自己的调查结论。这些社会化的结论，对官方而言也是一种极大的压力——除了尽快公布真相，其他无路可走。可以这么说，权利对权力的制衡，在这种无形的交锋中得以实现。

    “针对重大公共事件构建独立调查制度，目的在于还事件以客观的真相，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有利于弥合社会分歧、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重大公共事件真相调查，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而独立调查还可为法院的公正判决提供真实、有力的证据。”

    据了解，对重大公共事件构建独立的调查制度，我国有些地方已经作出积极的探索。比如“躲猫猫”事件中，云南省相关部门邀请政法界人士、媒体记者代表和网友代表参与调查，虽未能完全揭开事件真相，但这起由官方组织民间人士进行的独立调查，却极具破冰意义。

    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案中，浦东区政府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还有中央、地方的媒体记者参加的独立调查组，迅速还原了事件真相，让“钓鱼”事实浮出水面，平息了事态的恶性发展。

    另外，在南京“徐宝宝”事件中，独立调查组的效率之高，与浦东新区政府的独立调查组相比，更是值得称道，仅用一天就发现了真相，这些也为今后我国构建可能的独立调查制度，从实践层面提供了宝贵经验。

    “独立调查”期待体制突破

    目前，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对重大公共事件是否应成立专门机构进行独立调查，尚无明确规定。

    “独立调查行动可由具有专业素养的人员有计划、有组织地独立完成，调查与收集材料，不受任何权力或利益因素的控制与干扰。”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根据我国国情，可由相应级别的人大避开与事件有利害关系的各单位，从社会各界中选择权威专业人士组成独立调查组，并授予调查权，及时将调查信息公之于众，以防止公权力暗箱操作。”

    “独立调查组的人员，可从中央或其他省市，调集相关的公安、纪检、检察等方面人士，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