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让媒体记者，以及具备有一定社会公信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公民代表联合组成，然后委任其中一位作为首席调查官。”杜立元还建议，“在事件调查过程中，事件的利害方不再具备对事件的阐释权和发布权，他们能做的，就是配合独立调查组的调查，进行举证，辩护，等等。”

    受访专家认为，虽然独立调查顺应民意，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并无法律依据。要解决根本问题，还要寄希望于人大启动监督程序，这样不但能降低政府公信力的损失，也可强化人大作为立法监督机关的权威，同时让独立调查有法可依。因为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人大具有重大事件的监督权。

    “独立都是相对的，每个人在事件中，由于自己的立场不同，或多或少都会有自己的利益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中。”胡仙芝认为，“所以在挑选独立调查组人员时，对一些主要的责任者的关键联系人员要进行回避。此外，独立调查组的组成人员需要有一定的代表性，既要代表专业的客观性，又要代表社会各界的声音，尤其要更加重视挑选普通群众利益以及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表，为提高独立调查结论的公信力奠定基础。”

    在采访过程中，多位受访者还特别提醒，成立独立调查组是为了使调查结论能够更加逼近事件真相，但如果相关配套机制不健全、不完善，也不排除独立调查组会受事件利害方的影响，从而导致调查结论有失公正。

    针对受访者的上述担忧，胡仙芝建议：“独立调查制度要加强自身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建设，尤其是要对自身的调查行为进行纪律规约，制定一些行业规程和禁忌，使调查行为得以顺利开展。除了要坚持独立调查的中立客观的立场外，在调查过程中要保证调查活动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指使和利益影响，调查人员不接受利益相关方的经济资助，不接受可能影响结论的吃请以及其他活动等，使独立调查结论真正做到客观，从而让社会公众信服。”

    “在诚信严重缺失的情况下，要从加强教育和法律规范上入手，进而使诚信机制建立起来。”齐善鸿认为，“专门组织起来的调查组未必就不会受到影响，这种临时性的项目制的组织，责任感也未必就一定会很强。调查机构的专业性、独立性、代表性、法律性和长效性等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探索。”

    同时，齐善鸿还建议：“在没有一个清晰的法律体制安排的情况下，尤其要让参加独立调查组的人员明白，如果对调查结论造假，不但违背道德诚信，而且违法，从增强他们的自律意识。避免出现这样的现象：自己做旁观者时，常常批评别人不诚信；等到自己成为责任者时，自己却又成为不诚信的主体。诚信社会的建设，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每个人只有在自己的主导行动上始终坚守诚信的信念时，一个社会的诚信体系才可能建设起来。”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正义是有配方的，这个配方，就是程序。只有政府、公众、新闻媒体以及相关利益团体，在透明的博弈中形成良性互动，重大公共事件的调查结论，才可能更加逼近事件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