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现有资源，做到快速联合反应，确实是对执政能力的考验。”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每天新增网站近3000家，其中大部分是体制外的商业网站，再加之外资大量进入我国互联网企业，都增加了网络监管的难度。

    受访专家认为，网络传播对传统的监控体制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相关部门亟待提升管理经验，完善相关机制。

    网络风险已成“新考”

    网络已改变了我国社会舆论的生态环境，并形成了崭新的网络舆论场。受访专家指出，网络越是发展，社会结构的脆弱性就越大，社会风险的治理成本也越大。如何认识、把握、管理网络舆论场，已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新课题。

    “政府舆论监管部门应主动关注网络舆论的动态，研究网络舆论特点，对某个负面信息反映了哪个阶层的呼声、会不会迅速传播、是否会引发一场危机等进行评估。”齐善鸿提醒说，“对于哪些情况下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要做到心中有数，争取做到把工作重心，由被动应付转移到主动化解上。”

    “遇到网络群体性事件，各级政府部门应积极回应，迅速澄清事件真相，稳定网民情绪。”国家行政学院龚维斌教授认为，“可利用领导信箱、领导博客等手段，或请政府官员、专家以及当事人进行网络访谈，对网民表达的意见作出及时解答，正确引导网上舆论。”

    “网络对社会的影响并非虚拟，而是现实的，通过法律对网络以及网络行为进行规范具有重要意义。”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建议，“目前我国网络立法已有了原则性或指导性的规定，但仍应建立并完善具有可操作性的行为规范体系，对语言暴力，散布色情、虚假信息等网络不良行为进行明确规范，对网民产生良好的行为引导性和后果预见性。还应注意强化对网络运营商监管责任的规定，使其更好地履行网络监管职责。”

    在网络立法方面，国外有些做法值得借鉴。例如，1996年9月，英国颁布了网络监管行业性法规《3R安全规则》，“3R”分别代表分级认定、举报告发、承担责任。1996年7月，新加坡宣布对互联网络实行管制，并实施分类许可证制度。澳大利亚对网络内容的监管是先从地方政府推行，西奥省于1995年通过《检查法案》，直接规定业者对网络传播的内容负责。该国议会于1999年6月通过《广播服务（网络服务）修正案》，对互联网上的内容监管作出规范。

    “作为网络警察或政府网络管理机构，要有公开的标志，如果网络出现有害信息，应及时公开地提醒公众，对散布不良信息的网民，要公开依法处理。”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杨钟红副教授认为，“对网络管理要防患于未然，这比事后追责更具效果与善意。”

    受访专家认为，对于各级政府部门来说，网络舆情危机处理技巧与策略已成为热门学问，“但归根结底，唯有怀着一份对民意的尊重和感激，具有应对危机的技巧和方法，才能真正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