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万士兵，配备34.2万多马匹（部分边镇内含驴、骡、驼、牛等）。朱棣称帝迁都北京后，中国撤去长城一线以北的守军，并把防御体系集中在北京周围。北京北部的防御体系以山西北部的两大卫戍城市宣府和大同为基础，以大同、宣府二镇规模最大，驻军最多，耗费军饷最巨。宣府是主要的卫戍中心，其配备的士兵、骑兵数量和手操纵火箭、重臼炮、轻型的手雷和信号炮等，基本上是一个挡住从西北向北京进逼的固定要塞。

    《剑桥中国明代史》甚至认为，保卫北京唯一坚固的城墙，就是北京城本身的砖面墙，而非边关的所谓屏障。远比想象中要弱的边关，最极端的事件发生在1449年，蒙古瓦剌部落大肆扑来，23岁的明英宗朱祁镇亲自出征，结果被蒙古人生擒，酿成“土木堡之变”。

    亲信的建议：一石三鸟

    明朝开国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明朝亟须经济的恢复来巩固和捍卫疆土。

    当时，蒙汉交兵，北部人烟稀少，如何为军人和战马提供足够的粮草，是一个棘手而现实的问题。山西行省在九边中的分量及其拱卫北京的重要意义，使国家政策从一开始就对山西有所倾斜。

    历史上并不缺少像朱元璋这样性格多疑的皇帝，他要求君臣绝对忠诚，不容许有丝毫欺瞒。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曾派人“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并要求“无不奏闻”。

    太原人杨宪就充当过这种角色。在朱元璋攻克南京时，他投奔朱元璋做了幕府。因为办事干练，杨宪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之后被委派到老家当行省参政。1370年6月，杨宪向朱元璋提出了在大同实行“开中制”的建议。

    当时大同的粮储供应需要从今天的山东陵县运到山西马邑，路远费繁。杨宪认为，与其这样，还不如调动商人转运，在大同仓缴纳一石米（大约今天的107.4斤），或在太原仓缴纳一石三斗米，政府给以凭证，让商人到相应盐场领取一引盐（200斤），并允许这些盐被贩卖到指定区域。在这一过程中，盐价折抵米价，转运费代纳盐引税（盐税）。

    这是一个整合资源、优化配置、让国家和商人各得其所的建议，杨宪的这一建议默认了这样的逻辑：如果边储粮草的转运由政府操作，需要置备车马乃至打造官船从南往北调粮，需要建立兵站、雇募人力，而这一切，对于刚刚开始运转的明政府来说，显然并不现实。若粮储交由普通百姓运输办理，一则运费高，民运粮一石，运输费用甚至达到所运粮食价值的六七倍；二则运输周期长，民运粮任务过重，将直接影响到农民耕种和休养生息。

    在征民运、官办与商运之间，社会底层出身的朱元璋思忖得最为透彻。建朝当年，他就迫不及待地下旨：允许百姓垦荒田为己业，并免徭役和赋税三年，并下谕中书省（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大臣：夫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1371年，在任命首任户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时，朱元璋语重心长地说：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

    既能解决边区粮饷问题，又不劳民，也不让官府破费，这实在是一石三鸟的建议，朱元璋采纳了杨宪的建议。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围绕盐业的新政几乎都与国家税收、军饷供应有关，也形成了山西、陕西、徽州盐商推动各自区域商帮萌芽、兴起的基础性环境。

    在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看来，盐引就是盐的专卖权。在古代，盐是国家专控物品，盐就是钱，贩卖盐获利极高，把盐引给粮商，那就等于给了他们生财之道，这意味着国家以盐税作抵押，来换取民间对战争的投资。韩毓海认为，明政府的这种做法，与19世纪欧洲国家以国家税收为抵押，来换取在战争中向私人银行家的借款和投资，具有一定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