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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海上私商:最后的屏障
薄的华人贸易网

    李旦到达日本时,新上任的德川幕府正有意改善与明政府的关系。

    马尼拉大屠杀之年,也是由丰臣秀吉一手缔造的政权覆亡之年。同年,一直延续到1867年明治维新前的德川幕府上台。

    当时旅居日本的中国侨民已有两三万人。旅日华人主要集中在长崎和平户,甚至在今平户岛户木引町一带还形成了“唐人町”。就连福建巡抚南居益也说:“闽越三吴之人,住于倭岛者,不知几千百家,与倭婚媾,长子孙,名曰唐市。”

    尽管明政府禁止商民去日本贸易,但出海商民行踪难控,他们往往先南行,然后再调头东去日本。为什么要争着往日本去?福建巡抚谭纶一语中的:“御之怠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愈众。”同是福建巡抚的陈子贞也曾说:“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

    因无法获得福建当局颁发的正式贸易许可证,以有限的开放来成就全国绝大部分沿海地区的海禁,又反过来让事实上的走私变成未捅破的窗户纸。

    对明朝商民来日走私贸易,德川幕府持鼓励态度。1615年,德川幕府给赴日的中国商船授以“朱印状”。对于官控贸易的德川幕府来说,这就是盖有官印的贸易通行特许证,获得特许的商船就是“御朱印船”。

    李旦善于结交长崎、平户两地的权贵,与长崎奉行(相当于长崎市长)长谷川权六藤正、平户岛主法印镇信一家关系都很好,慢慢成为当地的头面人物,是继王直之后,又一位在日本的头号华人传奇人物。王直是最早到日本平户定居的华人,他的到来受到当时岛主道可隆信的礼遇厚待,而法印镇信是道可隆信长子。

    长袖善舞的李旦就是“朱印船主”之一,他逐渐成为在日本的华人所选出的“甲必丹”(“甲必丹”是日本人对葡萄牙语“Capito”的音译,具有船长、司令官或首领之意)。

    1613年,第一批英国人到达平户时,李旦已是当地华人社区的首领,在当地有相当大的影响,他的商船来往于中国台湾、厦门、澳门、柬埔寨之间,被外国人称为“非常富有的中国人”。他与当地权势松浦大名有互相关照得益的私人友情。英国人约翰·萨利斯奉命在日本建立商馆时,得到允许,租了李旦的房舍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日本的总部。1613年,李旦在家养病之时,约翰·萨利斯和松浦法印的女婿还前往问候。

    在这一过程中,身在日本平户的李旦,与同在日本长崎的张敬泉(漳州龙溪人)和欧华宇、福建厦门的许心素(漳州人)等,以及先后在泰国大泥和印度尼西亚的李锦、菲律宾的黄明佐(漳州诏安人)、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的苏鸣岗(泉州府同安人)等,结成了一张华人关系网和亚洲贸易网。

    其中,在东线贸易圈中,李旦、欧华宇、许心素不但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还是结拜兄弟,而欧华宇与张敬泉关系亲密,两人都是日本德川幕府承认到越南等地贸易的“朱印船主”,并在1600年前后共创悟真寺,参加策划建立唐人墓地,是17世纪初期颇具分量的长崎华商领袖。

    在东南亚航线中,苏鸣岗与Ingie atting(巴城汉人“甲必丹”的寡妇),Jan Con与茂哥、林六哥等人有姻亲关系。

    作为长崎华人社会的福建帮领袖,张敬泉于1636年逝世。而欧华宇在1619年前后就已去世。也就是在1619年,荷兰人占据巴达维亚,苏鸣岗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特命为首任华侨“甲必丹”,作为“华人之领袖,管理一切民事诉讼”。

    苏鸣岗,少时念过私塾,能文善武,15岁就赴印度尼西亚谋生,初经商于西爪哇苏丹王国所在地万丹,后迁居巴达维亚,通晓马来语和葡萄牙语,1644年去世。他的陵墓巍峨华美,一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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