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an”，最早则叫“C haalga”，意思是“聚集之门”，至今内蒙古的蒙古族人仍然这么称呼张家口。这里是昔日匈奴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进入中原的马踏之地。

    蒙汉设立马市几经反复。明初，中原物品被限制流向草原，史称“禁边”，但仍有人私下做生意。1405年3月，明政府在辽东的广宁、开原最早开放马市，并允许东蒙古部落每卫每年进贡两次，每次100人，明政府试图将民间私下贸易变成政府监督下的规范交易。

    之后，明政府在抚顺、清河、瑗阳、宽甸等处设立马市。1438年4月，大同设立马市。

    明正统（1435～1449）年间，蒙古部落的朝贡使团动辄数千人，对使臣的大量回赐给明政府带来了极大的财政压力，因此使团人数被屡屡限制，引起以异姓贵族篡夺汗位的也先部落的不满，最后导致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

    土木堡之变后，马市皆停，直到1478年在辽东以及1551年在大同、宣府、延绥再开马市，此后又停，直到1571年双方修好。

    马市从设立之初，就带有官营性质。张家口开市之初，前来入市的蒙古各部落非常踊跃，但明政府可供互换的钱粮有限，不能满足交易的需要。于是，王崇古就广招四方商贩前来，在他的影响和号召下，山西人不断来到张家口。到明万历（1572～1620）年间，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已成规模。仅1579年，张家口年易马就超过35000匹以上。

    在相当长时间内，铁器不在与蒙古互换的物品之列。明政府容许铁器入市也是从辽东通马市开始的。之后，王崇古也奏请铁器入市，并建议陕西各市仿行。1572年后，山西潞州铁器流入马市。但在明朝高层，还存在另外一种思想：用铁器换马匹，是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日后无穷之患的灾祸之举。

    这种想法让清太祖努尔哈赤非常不满，他在起兵时就很想教训持有这种思想的人。在对明政府发出的挑战书中，他列举了“七大恨”，其中一“恨”便是，明政府对辽东马市限定了许多条件，主管互市的官吏又对前来贸易的女真人敲诈勒索，不能公平买卖，激起女真人（明末女真人改称满洲人）的怨恨。努尔哈赤从辽东发出挑战书，也绝对不是偶然。

    王崇古用互市的办法了结了蒙汉之间长期以来的怨恨，曾有人用“化干戈为玉帛，具有远见卓识”来评价他的这一举措，但从事后的历史进展来看，互市也是一把双刃剑，尤其在乱世时更是如此。诚如当时存在的另一种思想：从中原流出的铁器武装了女真人的部队。

    张家口与辽东互为唇齿，张家口商人既去辽东参与马市，辽东的满族人也到张家口贸易。作为开放时间最早、最长的边地市场，辽东马市活跃着很多山西商人。嘉靖（1521～1566）时期的进士葛守礼就说：“辽东商人，山西居多，而汾州过半。”此时的马市已不再是临时摊点，临街商铺鳞次栉比，这里不仅有来自本省的潞州绸铺和泽州帕铺，而且有来自南京、苏杭的罗缎铺和山东临清的布帛铺等。

    明朝末年，辽东战事频仍，两地的马市贸易重心转移到了张家口，使张家口成为内地与东北的贸易中心。满族人所需的铁器及其他物品，就在张家口与山西商人的互市中取得。换句话说，山西商人充当了满清入关前的武器原材料乃至物质的供应商。

    满清入关后，努尔哈赤的孙子顺治帝没有忘记为满族人入主中原而立下赫赫功劳的山西商人，于是有了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8家商人被皇帝在紫禁城设宴召见的故事，他们随后成为清朝内务府的第一代皇商，并享有特权。范永斗被任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7家，也各有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