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

    1644年，也就是顺治元年，清政府还在张家口修筑了大境门，这在张家口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页。清政府对晋商的器重，奠定了张家口在北部边贸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张（家口）库（伦）大道的兴盛从此开始。从此时到1929年中俄（苏）断交，商贸停止，张库大道整整运行了285年。

    张库大道全长1400多公里，这条商道作为贸易之途，大约在汉唐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茶的贸易，大约不晚于宋元时期。在元朝，张库大道便被辟为驿路（元朝建立后，在全国设立了1500多处驿站，当时的张库大道还处于默默无闻阶段）。

    之后，八大皇商在形式上垄断了对蒙俄的商贸往来。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范永斗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的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

    从乾隆三年（1738年）开始，因国产铜不堪铸钱的需要，清政府就派商人去日本贩铜。铜商有官商和民商之分，官商所贩之铜全部上缴国家铸钱。民商所贩之铜，六成上缴国家，四成可由民商在市场上销售。

    当时国内有两个红铜市场，一是汉口的滇铜市场，一是苏杭的进口铜市场。范氏后代范毓及另一位晋商刘光晟等，就是在这期间成为铜商的。大约在1764年以前，全国共有贩铜船15艘，作为官商的范氏家族占3艘。1766年以后，范氏的船增加到7艘，年贩铜140万斤。

    1721～1748年，范毓多次为康熙、乾隆西征准噶尔承运军粮。在此过程中，因多种原因，范氏家庭拖欠户部很多钱，贩铜是清政府提供给范家抵折欠款的一次补过机会，但范家最终因难以弥补负债而于1783年被抄家。

    直到1691年，在蒙古众多贵族、王公和上层喇嘛们的请求下，康熙帝才允许更多汉商进入草原，从而结束了八大皇商一统天下的局面，于是就有了榆次车辋村常氏来到这里开铺的事。

    从张家口到恰克图的常家样本

    常威是榆次常家家业的开创者。他的家族，上溯七辈都以务农为生。

    清康熙（1661～1722）年间，常威拿着从家乡带来的“榆次大布”，打开了张家口市场。盐、布是那个时代商人发家的两大商品。这种布纱支较粗，密实耐用，且幅面较宽，深受欢迎。1711年左右，常威拿出自己的积蓄，开设了第一家商号——常布铺。雍正（1722～1735）年间，常家的分号开始向张家口周边地区扩展。

    这样一组数据显示了张家口后来的图景：清初张家口商户80家，道光（1821～1850）年间260家，同治（1861～1875）年间1027家。到民国初年，仅大境门外的店铺就达1500多家，上下两堡专做旅蒙业买卖的多达700余家。最高时年贸易额达1.5亿两白银，仅一处标准铺面，月租金就高达50两白银。

    不过，张家口日后的兴旺，与一个叫恰克图的村落的兴起息息相关。作为一个个体，常家的生意真正发达是在1727年以后。

    也是在这年，中国一南一北各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南方，一艘名叫“奥古斯塔斯王子号”的商船来到了珠江口。这艘商船由多国公司联合派遣而来，只希望得到较为公平的贸易机会，但没有如愿。在北方，中俄两国政府郑重签署了《恰克图条约》，确定祖鲁海尔、恰克图、尼布楚三地为两国边境贸易的通商地点，允许两国商民在上述地方建造房屋、商店，免除关税，自由贸易。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话说，类似这种按平等原则从事中俄私人贸易的市场，正是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想要在中国沿海取得但未能如愿以偿的。直到30年后的1757年，广州才在清政府的诏谕中确定了其海上一口通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