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两广总督之职的邓廷桢认为，如果驰禁，禁止民间吸食鸦片将成为不可能之事。他建议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尽法惩治，并点了9个鸦片洋商的姓名——查顿、英尼斯、颠地等，这是把行商推向洋商的开始。所以早年曾在苏州禁烟的林则徐还没有到任广州之时，伍秉鉴第五子伍崇矅就已经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他的合作伙伴美国旗昌洋行。

    林则徐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这位中正而雷厉风行的大员手腕凌厉：如果洋商不如期缴纳鸦片，年迈的伍秉鉴和卢茂官两位行商就要被处死。行商与禁烟官员的这种针锋相对，无形中让由行商居间传递信息的洋商在整个过程中对情报工作的掌控都比查禁官员对洋商的了解更为详尽，这种不用离间而导致的缝隙，同时成为林则徐被调离的一层原因。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指出：

    在战争的进行中，皇帝在抵抗与妥协、开战与求和之间游移不定，对伦敦承担海外利益义务的错误估计以及缺乏敌方的准确情报——所有这些都预示了失败。林则徐深信，伦敦不会在鸦片贸易这样邪恶堕落且臭名昭著的事件上支持英国商人，但他却不理解，没有这种非法交易，英国人就无法在不承受巨额逆差的状况下进行正常贸易；他也不知道，扩张主义的维多利亚女王政府非常热衷于维护它的海外利益。中国人对敌人一方的一些错误观念令人瞠目：林则徐相信，英国人没有茶叶和大黄就活不下去，且认为英国士兵的双腿因打了绷带而不能伸展；一位御史提出，只要击中他们的脚就能致其死命，而耆英则报称这些夷人在夜里视力极差……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与中国人对商业的鄙视态度是无法共存的。由工业革命产生的力量与通过变化获得的进步思想，推动了西方向海外扩张，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这股潮流。不幸的是，满清宫廷与中国的士大夫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因此，中国与西方碰撞时便显得极其痛苦。

    明清朝贡贸易体系的崩溃

    曾德昭于1636年返回欧洲，他在《大中国志》中不乏溢美之词：

    中国人温良多礼，喜交谈……所有集会上都把我们当做上宾，不为别的，只因我们是异邦人，因此他们称我们是来自远方国土的客人，有所需要时，他们从不拒绝借给我们所需求的东西，即使价值超过我们给他们的抵押，也不要利息……中国人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明清时中国的谦逊和热情好客，是一种俯瞰世界、唯我独尊的傲慢，并夹杂着些许优越感，具有从容生活的平静态度。这种傲慢，最典型地表现在臣民及异帮来人朝拜中国皇帝时要下跪。这种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观念的对立，以及中国朝贡及贸易体系与西方外交往来体制的不兼容，最终因为禁烟而通过战争的方式予以解决。作为这种傲慢的尾巴，即便1842年大清因战败而被迫割让香港和开放五口通商，钦差大臣耆英仍表示，应以小恩小惠及外表的诚信来应付他们，所谓“与其争虚名而无实效，不若略小节而就大谋”，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精神意淫。

    韩毓海认为，广州一直在亚洲体系中扮演着贸易核心和中转站的角色，广州十三行即公行制度，一直是对大宗贸易进行组织、调节的机构。鸦片战争造成的广州陷落，使得亚洲体系的贸易链条在广州断裂，曾经有效调节、组织亚洲市场的广州公行制度，为不平等的条约制度所替代，环太平洋的亚洲商业贸易体系从此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