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不起眼的散商，扮演了瓦解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十三行这类庞大“金刚”的终结者角色。

    早已经没有了海上张力而萎缩在广州十三行街区的行商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群满眼泛着绿光的食人蚁，啃食自己愈发老朽的躯体，直到自己干瘪得只剩空壳。这时，破产成为行商最残酷、普遍而无助的结果。而那些适时与散商糅合为一体的商人，最终逃过了这一劫，譬如伍氏家族和吴健彰。

    尽管此后为外商所认同的伍秉鉴及他的儿子伍崇曜参与了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的多次谈判，但这时他们的身份已经被利用殆尽。在获得了军事胜利的英国领事看来，伍家的角色充其量是一只左右摇摆的狗。

    如果以1644年清军入关和1640年英国爆发内战开辟了资产阶级世界的新时代作为两个国家分水岭的话，那么到1800年前后，另一个分水岭日渐显现，那就是清政府乃至十三行商对公行、保商等制度的僵化坚守，一如既往地逆着新兴的商业自由趋势而行，从而与整个世界的潮流脱节。西方的商业精神不断调适着西方国家的意志，但这种情形在1800年前后的中国并没有发生过。

    没有的倚重，没有的余留

    在鸦片战争之前，藩务由礼部执掌，它们在本质上反映了一种礼仪关系。俄国和边疆事务由理藩院管辖，与西洋海国的贸易则委派给驻守广州的总督办理。总督通过户部粤海关监督和行商“驾驭”那些外夷。清政府将十三行行商作为“以商制夷”的手段，除限制外商在广州的活动范围外，还将与外商交涉等诸多外交事务全部推到行商头上。换句话说，清朝的官僚们放弃了开眼看世界的机会，或者说他们是通过广州口岸的海关官员来审视正在变化的世界，但当贿赂降低了这种看世界的真切度和清晰度时，海关官员这个被安插在中国南疆的眼睛便被蒙蔽了。

    如果说魏源、林则徐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辈，不如说中国的行商们——这些风雨几十年与外商打交道的中国人才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群体。十三行造就了中国最早的兼涉商务与外交的洋务活动者。《与全球化经济接轨的中国杰出商人潘振承》一文中提到，1772年，潘启（即潘振承）成为中国人使用汇票的第一人。潘启1780年捐建的“漱珠桥”、“环珠桥”，由外国人绘成板画后，在1813年刊登于俄罗斯彼得堡某杂志上。由潘启、潘有度做猎头，搜寻西方效力于中国清政府的专才不少于5批，其中包括精于天文、机械、医学、绘画、音乐等方面的人才。潘有度对外国客人常谈论的拿破仑战争津津乐道，对英国在印度开疆拓土的时事也相当了解。

    1815年，受邀到潘有度南墅家访问的波士顿商人Bayant Parrott在日记里这样描述潘有度：“虽然举止十分威严，但与聪明的外国人在一起时则和蔼可亲。他爱探询有关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事情。与他的大多数同胞不同，他坦诚而自在地谈论宗教等问题。”1819年，潘有度被美国麻省工学会吸收为会员，这个荣誉头衔是美国人对潘有度求知精神的肯定，而伍秉鉴在美国投资铁路、股票及保险业，与印度港脚商人和欧洲都有比较广泛的接触，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不能说不熟悉。

    当有些东西需要付诸查禁乃至需要上升到武力来解决时，最熟悉外情的行商们本来是政府最应该倚重和拉拢的一个群体，却被政府逼到了问题的对立面。尽管他们可能参与了十恶不赦的鸦片走私贸易，但从明清政府曾经假手王直及郑芝龙等海盗商人的成功做法来看，行商们才最清楚如何作为才能更有成效。当然这时的行商已经与要查禁的对象有着深度的利益交结，形成了利益同盟，但在瓦解这一同盟方面，早期曾参与禁烟的广州官员做得远不到位。

    在他们看来，查禁与驰禁之间，没有留余。后来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