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并不明显。

    1613年，传教士曾德昭来到南京，自此在中国待了22年。期间，他写了一本书，叫《大中国志》。在他看来，“论富庶它（浙江）超过许多其他省，可以称做中国商品潮流的最佳源头。它的特产是丝绸，无论生丝还是成品，也不管是茧还是原料，都运往各地。总之，中国输出的丝绸，都产自该省”。

    1679年12月，清政府准许澳门与广州之间开展陆路贸易，到1684年，澳门都一直是清朝唯一的海外贸易通道。因考虑到澳门历来是广州外港，1688年清政府在澳门设立粤海关澳门总口和4个税口，并宣布澳门隶属广州府香山县管辖，澳夷视同为子民。对澳葡商船，只征收与中国商船相同标准的船钞，只及其他国家的1/4，葡商不仅可抵广州交易，还随时可进入关闸，与香山县牙行直接交易，这是其他国家商人无法得到的贸易自由。

    1607年，荷兰从澳门运茶到印度尼西亚万丹，然后于1610年带回荷兰，这是西方人来中国运茶的最早记录，揭开了中国与欧洲茶叶贸易的序幕。由荷兰人所开创的中欧茶叶贸易，牵引着新一轮中欧贸易的发展。1688年，荷兰人率先将商船开到澳门港，这是荷兰商船少有的以和平通商姿态进入中国的门户。

    之后，其他国家船只也进入澳门港，但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认为，澳门历来是葡萄牙人独处之地，所以竭力阻挠其他国家商船进入澳门。尽管葡萄牙商人几乎垄断了澳门乃至中国对外的茶叶输出，但从1709年起，澳葡商贸仍陷入困境。到1716年，葡萄牙商人已负债累累，极度衰落，澳门议事局接二连三向里斯本告急。

    对此，郑永常在《晚明（1600～1644）荷船叩关与中国之应变》中这样分析：

    葡萄牙对东南亚的海外贸易由王室所垄断，是一种“单边性贸易”，葡萄牙人拿不出物产与东方交易，王室要用大量黄金和白银才能购买东方的胡椒、香料及丝绸，因此债台高筑。为改变这种局面，早在1570年葡王室就放弃了对胡椒及香料的垄断权，允许葡萄牙商人从事这类贸易，但是白银出口仍为王室所垄断，所以葡萄牙商人的经营规模一般不大。事实上，葡萄牙人在军事上和宗教方面的花费太多，超过了他们在商业活动中获得的利益。因此，葡萄牙在东亚的贸易并没有为国家带来大量的收益。

    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商船只得驶入黄埔，这直接推动了广州贸易地位的提升。1715年后，各国商船再也不进澳门港，这种情况到1724年时成了定例，黄埔取代澳门迅速上升为广州外港，广州又回归到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

    四口争胜

    1715年，当各国商船不再入澳门港时，发生在厦门的一起武装冲突，让英商再度把目光投向了广州。《谭康官与顺德籍行商》一文这样描述了当时的经过：

    起因是中国商人欠了英商的2600两货款，不愿还，反而勾结当地官员一道，设法赖账，要将英船“安尼号”赶出厦门港。英商自然不干了，他们把一艘要开往巴达维亚载货的中国帆船扣了下来当“人质”，以此逼中方发还欠款。这边，中国水师受命，派船去夺回被扣下的中国货船，从而与“安尼号”发生炮战，打了个昏天黑地。这一事件发生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下令，所有前往中国的船员，全部转向广东口岸进行贸易。

    第二年，正当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接二连三地向里斯本告急之时，三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抵达广州，他们的到来，受到粤海关监督的热情欢迎。在1716年，有11艘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

    1717年，茶叶已经替代丝绸成为中国对英贸易的主要出口物，垄断英国对华贸易的是东印度公司。1702年的广州，外贸并不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