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资白银4.2万两就可以成为皇商，但1704年来自英国的5艘商船上的商人却拒绝与皇商做买卖，他们通过行贿，与行商进行了私下交易。

    从18世纪初开始，十三行商自感势单力薄，一直寻求建立一个组织，以与垄断对华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相抗衡。福建籍的十三行行商凌官（一种商名，每个行对应一个商名）和安官，在1720年前曾垄断对外贸易。1720年，凌官突然去世。对十三行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出现在他去世的这年年底，十三行行商组织成立了十三行历史上首个商业行会团体——公行。安官、谭康官等十三行的行商在神前杀鸡歃血，结为同盟，并制订了13条“公行制度”，这是十三行贸易史上行商们第一次正式公开结盟，而且制订了共同执行的“商贸天规”。

    “天规”规定，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国画之类，交由普通商家任意经营贩卖，茶、丝等大宗商品，只能由行商经营，各行商要以一个拳头对外，共同商议货价，包括外省商人到广州与外国商人交易时，公行也要介入协定货价，以避免大家进行竞争，让外国商人“买贱卖贵，则行商必致亏折”。而对公行负责最重及担任经费最大者，其所揽得的贸易份额也相应最大。

    虽然之前并没有正式、公开的组织以及白纸黑字的约定出现，但公行所要达到的目的——对公行外成员的贸易限制，共同议价，贡献大者具有贸易优先权等，恰恰也是先前的皇商所心照不宣的目的。

    两种商人立即反对公行的成立，一是没能进入公行的商人，二是外国商人。当时英商与中国的贸易量最大，他们从中看到垄断的迹象，就以停止到华贸易相威胁，迫使看重税收的广东当局撤销公行。

    英国“麦士里菲尔德号”轮船的商人站了出来。20年前，正是这艘商船打开了中英贸易的大门。其站出来的原因有二：一是由公行商人垄断市价，不符合自身利益；二是非公行商人也向英商大班诉苦，公行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让非公行商人有限制地参加瓷器与茶叶生意。之前，非公行商人与外国商人从事瓷器和茶叶生意要给公行交纳20%～40%不等的货价。

    当时广州港的地位尚不稳固，如果广州当局无视英商的要求，外国商人可以选择到厦门、宁波或者松江贸易。最终，广州公行在建立半年多后解散。广州十三行商人心有不甘，甚至跑到厦门成立了一个公行，但同样面临与广州类似的情形。

    1727年，一艘由各国的联合公司派来的“奥古斯塔斯王子号”的商船来到珠江口。它停泊在广东香山鸡颈洋面，这是一个离澳门不远的停泊地，既不归葡萄牙管，中国人也管不了。该船大班向前来贸易的行商提出从陆路或水路到厦门交易，并在厦门签订运送丝织品的合约，但得到了否定的答复。

    如果是以前的行商可能会遵照外国大班的意思行事，但这时，广州十三行商人对这种行为说了“不”。外国大班将信将疑，就又与另一位行商谭康官提出这种要求。《谭康官与顺德籍行商》中记录说：

    他们劝说谭康官同去厦门，因为他们得到“秘密命令”，如在广州受到勒索，这一年就上厦门，但谭康官告诉他们，英国人久已不至厦门了，装运、办手续会有不少困难。还是不去的好。末了，大班找了一位官商，一位满大人，而且刚刚从厦门调来，谁知这位官商也拒绝了，并说，你们不可以再劝诱任何一位行商同去厦门，因为他们如今已经不再受前任巡抚兼海关监督的敲诈勒索了。

    文中所说的前任巡抚兼海关监督就是杨文干，他在处理外事上与大班不甚投机。此时，他因“丁忧”不得不回老家，新任代理巡抚则相对温和一些，并提出要见大班。本来大班借口要上厦门而不去见他的，但后来还是去了，并受到礼遇。经过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