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并权衡利弊之后，英商留在了广州。不管怎样，经济发展环境对于招商和外贸的影响，在当时已经可见一斑，外商最终用脚投票决定了去留。

    对于广州港收费的不合理之处，《谭康官与顺德籍行商》在转述马士在编年史中的记录时说：

    我们在这一天内同时交付通事1950两，由谭康官担保，当做我们的船送给道员(toyen)总督及其他大官员的规礼；按照现行的惯例，它已被视为和船钞相同的课征。

    这是在已缴的1320两法定船钞费后，又再次缴纳的白银。对于“礼银”，外商一直心存芥蒂，这成为未来100年内中外磋商和讨论的一个特别事项。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提到，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一艘商船驶入广州港交了300两礼银，到此时要交1950两，海关监督官员的胃口越来越大。

    继英国东印度公司1685年在广州首设商馆后，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来华通商并在广州设立商馆，法国于1728年，荷兰于1729年，丹麦于1731年，瑞典于1732年在华设立商馆。之后，英商和1732年搭乘“哥德堡”号木帆船来广州通商的瑞典商人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海上贸易伙伴。

    1736年，25岁的乾隆皇帝继位。8月，在广州的英、法、荷大班联名向大清皇帝申诉征收1950两的规礼银不合理。之后，这项收费被叫停。同年10月29日，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派出两艘船直接到中国买茶，于是，中荷贸易由原来的中国—巴达维亚—荷兰的间接贸易形式逐步变成荷兰—中国的直接贸易形式。

    在1739～1756年的17年间，粤海关关税收入共454.9万两白银，平均每年26.8万两白银，占4个海关关税总额的61.8%。

    “中国通”改变的历史

    1757年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感的年份。就清政府来说，这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清政府以诏谕的形式确立了广州一口通商地位，二是乾隆南巡，三是清政府第二次远征准噶尔。

    三件大事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这之前又发生了什么？故事要从一位被称为“中国通”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翻译洪任辉开始说起。

    洪任辉，英国人，早年跟着一位船长来到广州，在中国学了多年汉语，甚至连官话土话都能听懂，号称英国第一个中文翻译。之后，他在孟买等地晃悠了一圈，最终落脚到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1753年8月4日，他打破常规，绕过行商和中国通事，直接将公司拟写的禀帖译成汉文，递交给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禀帖要求，免去雇用的通事和买办们向官员们献礼物的负担。

    尽管他没有在禀帖里提到其懂汉语，但显然他有理由认为，东印度公司无须再由海关指定通事和买办为他们服务。从1750年起，清政府要求，外国商船来广州同中国进行贸易，必须在广州十三行洋商中选择一家作为担保人，担保他们按时纳税、守法和照应他们在中国的行踪，是为“保商”制度。洪任辉的意思，换句话说，无非就是要摆脱行商的束缚。

    粤海关设有广州、澳门等七大总口和其下的60多个小口岸，由此形成一张严密的税网。清朝时关税主要有船钞、货税和规银。前两项为正税，船钞按船的大小分等级征收，一等船纳税1400两，二等船纳税1100两，三等船纳税600两。货税亦称商税，税率较低，康熙末年及雍正年间，进出口货物平均关税率为4%，其中最高的是生梓，为7.7%；最低的是茶叶，只有0.4%。

    问题出在规银上，它属于陋规，名目繁多，从放关入口银到放关出口银，从签押人员规银到验舱、轿金、缴送规银等，多达五六十项，上至海关监督，下至书吏巡役都有涉及。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