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外国商人在规银上的付出甚至远远大于法定关税。

    乾隆元年海关正税是4万多两白银，当年各项“规礼”就达十多万两，远远超过正税的数额。对这种陋习的质疑，从一开始就存在，但当各国商船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将贸易集中到广州时，处于弱势的外国商人们都选择了不了了之。

    1753年，当洪任辉对规银陋习提出挑战时，浙江也发生了一件有关陋习之事：一艘荷兰商船因海上风浪漂流到了浙江，荷兰商人通过给浙江大小官员赠送金刚钻、珠宝等贵重物品，进行了一次贸易。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给它在广州的商馆发去指令，热望开展对宁波的贸易。

    徐中约认为，广州地方政府蛮横专断而又荒诞不经的敲诈勒索，以及昂贵的茶丝价格，促使东印度公司在1753年左右恢复了对宁波的兴趣。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员，洪任辉充当了开拓新航线的先锋角色。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出现在了宁波定海港，但这一动作，不经意间激发了广州、宁波两个口岸之间的博弈。

    浙江省官衙向清政府禀报，“红毛”船舶多年不至，自应“加意体恤”，但外国商人连续造访宁波的现象，也引起清政府的警戒，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清政府在给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的上谕里写道：

    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其至浙江之宁波者甚少……今年乃多有专为贸易而至者。将来熟悉此路，进口船只不免日增，是又成一市集之所在……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异，但于此复又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

    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舟触风涛”，要晾晒“水渍贡物”，用行贿的手段租占了澳门。作为海疆重地，清政府担心宁波会成为另一个澳门。不仅如此，清政府还担心，外国人与奸牙或通事勾结，以及海上守备清兵，会因为私利而放任外国商船出入口岸。之后，两广总督上奏提到，到广州贸易的船舶日益减少，更加重了乾隆对宁波问题的担心。

    从1754～1757年，英国前往广州的船舶由27艘减到22艘，又从15艘减到7艘。也就是说，从英国商船转口到宁波贸易的那年起，到广州的商船数量就处于下降趋势。清政府的调查认为，这与宁波“税额较轻，稽查亦未能严密”有关。

    对此，乾隆帝直接责令两广总督杨应琚和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商议提高宁波关税的问题。1756年，宁波关税提高100%。宁波关税的提高，绝非偶然。1756年，江春领衔下的徽商正在扬州古运河边的天宁寺西园兴建行宫和御花园。第二年正月，乾隆第二次南巡来到江南。

    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曹雯看来，乾隆之所以下江南，与当年春天清政府派出大军远征准噶尔息息相关，这是自1720年来时隔30多年清兵的第二次远征。当英法在印度开战时，大清朝也在酝酿着一场恶战。

    曹雯以乾隆十八年（1754年）为例，计算了该年户部银库收入约10480000两。其中，由江南（江苏、浙江）输入户部银库的各项钱款计银4820000两以上，约占当年总额的一半。

    乾隆目睹了江南商船络绎不绝的情形，当时的浙江巡抚并不赞同限制商船到宁波贸易，并就此给乾隆吹风。一时间，乾隆对驱使商船到广州一口贸易的做法有了回心转意之念。“今番舶既已来浙，自不必强之回棹，唯多增税额。”1757年，英国商人如期到了宁波。

    乾隆在松口之时，还将杨应琚由两广总督调任闽浙总督，想让他按照粤海关之例，来浙江署理海关贸易。上任伊始，杨应琚先后上递了两份奏折，再次让官方对宁波港口的态度发生逆转。

    乾隆看重宁波港所提供的税收，但与税收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