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负重，侯家又见机从盐业退出，再次将经营方向转向了原来的领域。

    这次转型失败后，侯家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举动，那就是将侯家的投资重点由家乡介休转移到了平遥，这个看似不经意的转移成全了侯家后来的成功转型，不然侯余培也不可能在第一时间知道平遥李氏家族两个掌柜闹矛盾之事。侯家在介休张兰镇开设了义顺恒、中义永等字号，但在平遥开设了更多的字号，像协泰蔚、厚长来、新泰永、新泰义等，领域涉及绸缎、布料、茶庄和钱铺。

    当时票号业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侯余培感到这是一个难逢的机会，就对毛鸿翙开出了种种优惠的条件，以期让他为自己的家族效劳。第一，他给毛鸿翙在蔚泰厚、新泰厚两个店铺各顶一份人力股；第二，日升昌不允许掌柜的人力股身后被继承，侯家则对毛鸿翙开了先河；第三，日升昌不允许掌柜后人用现银入股，但侯氏家族又对毛家开了先例。这三点是连雷履泰在日升昌都没有享受到的待遇，可见侯家对这一机会的重视和把握，可以说，他们是志在必得，容不得有任何纰漏。侯家一不小心开了中国商帮史上从未有过的人事激励的先河，与之相应的，侯家也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赶超传奇。

    人力股是山西票号最为人称道的创举，这一制度设计，是对票号职业经理人的极大激励。很多票号大掌柜十年二十年如一日地效力于所在的东家，甚至累死在掌柜岗位上，人力股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也是山西票号商人与其他诸多商帮商人不同的一点。

    票号的股本有两种，银股和身股。银股是东家拿出的钱，身股是员工的人力资本入股。票号里的顶身股有多有少，在光绪三十二年协成乾票号有工资的职工中，33%有顶身股。1908年，大德通票号身股的数量是银股的120%，这一年，郝荃、高钰、吕永和三人的身股，达到了每人一股。对于身股在当时意味着什么，范卫峰曾撰文写道：

    当时票号的一股，在财富上不同于现在上市公司的一股。1908年，大德通的银股总共才20股。1908年的大德通每股分红是2万两。2万两是什么概念？清朝一个亲王，每年的俸银是1万两左右，一品文官的年薪才180两银子。由于工资低开销大，清朝公务员屡次以养廉银的形式加薪，一个总督的养廉银，达到了13000～20000两之多，巡抚的有10000～15000两，知府的是几千两，都还赶不上大德通掌柜的分红。

    因为这种方式被扫地出门，毛鸿翙也咽不下这口气。毛鸿翙对侯家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他正想出口恶气以雪耻辱，便一口答应下来，发誓与日升昌票号一决雌雄，于是，就在日升昌票号对面，侯家的票号很快就开了起来。

    说来也怪，毛鸿翙和雷履泰这对冤家都活到了79岁，并且他们的东家都是在宋元时由陕西迁入的。李家是平遥首富，侯氏也不是一般家族。清人徐珂曾对山西商人进行过一次财富排名，其在《清稗类钞》中称，山西侯氏有资产七八百万两白银，仅次于另一个山西人亢氏。侯培余的父亲在60岁那年，将家产分给六个儿子，并将家业交给了主张把蔚泰厚绸缎庄改为票号的侯培余主持。

    侯培余本是一介书生，曾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考中副榜，为人处世精明练达，颇具才干。侯家的生意一经他的掌管便如鱼得水，财源茂盛。掌家伊始，他广招贤能，锐意改革，颇具大家风范。

    离开日升昌的同年，毛鸿翙将蔚泰厚绸缎店铺改换招牌为蔚泰厚票号，这是平遥城内继日升昌之后的第二家票号，打破了日升昌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原日升昌的业务骨干郝名扬、阎久安也被毛鸿翙挖到自己门下，并带走了一批客户。在五联号成立之初，虽说号称五家票号，实际资本仅有30余万两白银，与日升昌票号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