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增加到65万两白银，后期近140万两白银。

    对于毛鸿翙的挖人举动，雷履泰恨得直咬牙，写信给日升昌各地分号，讥讽跳槽的是无名小卒、墙头草。当时，雷履泰已过“知天命”之年，但壮志凌云，豪气不减，他常把自己和晏子、范蠡相比，并在日升昌前院二街门门楼子上刻上“我学鹦”、“栖鹂处”门额，以此自勉。

    为保持日升昌在各地市场上“独居奇”的地位，雷履泰常常放款减息，少收汇费，与蔚泰厚争揽顾客，搞得蔚泰厚一些分号苦不堪言。1844年6月，蔚泰厚苏州分号向其京师分号诉苦道：“苏地钱店以及为士人学子捐纳功名等生意，由于日升昌揽做，咱号概不能做分文。”所谓代办捐项，是指替买官者代付、汇兑款项。有些官员有前途但没有资金走动，票号等一些经营兑付生意的山西商人就介入了这块蛋糕。

    蔚泰厚票号大约是在1835年开始代办此项业务的。雷履泰以赔钱的代价，挤得蔚泰厚大有在苏州待不下去的感觉，但后来蔚泰厚苏州分号却经营得有声有色。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中曾记载蔚泰厚票号：“咱号各处捐项，苏州局第一，常德局第二。”蔚泰厚苏州分号，1847年有存款（白银）36000两，放款80000两，共承汇各地银两211793两，同时收到各地汇款314192两。

    毛鸿翙是一位好斗之人。雷履泰在哪里开分号，他也随即在哪里开号，并在京津汉口等地，一再让雷履泰丢城失地。在中国最早的两家票号的争斗过程中，苏州曾是双方争斗最为白热化的市场之一。蔚泰厚最兴旺时，在全国设有33家分号。1844年9月，蔚泰厚北京分号就受张家口5家商号的委托，在汉口、山西太谷、徐沟、交城等地，于当年腊月代收24979.66两货款，来年2月汇往苏州，蔚泰厚每千两收取他们汇费7两。

    从日后的竞争来看，日升昌的业务重心多在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和南方，与很多山西本土票号一样，蔚泰厚似乎有意回避日升昌的重点区域，所以，其东北和西南区域的分庄业绩较为突出。在经济衰败阶段，经济发达地区首当其冲受到影响，日升昌也因此被拖累，所以也有“日升昌倒在南方”之说。随着日升昌与蔚泰厚竞争的加剧，雷履泰、毛鸿翙二人更成了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死对头，以至于毛鸿翙给他的孙子起名为毛履泰。

    侯培余不久后去世，他的儿子侯荫昌接管了家族生意，并索性把蔚字号下属的蔚丰厚、新泰厚、蔚盛长、天成享统统改为票号，交由毛鸿翙掌管。侯家与其他人合资的蔚长厚布庄也在毛鸿翙的敦促下改成票号，毛鸿翙也入了股份，至此，侯家形成了六联号经营的格局，各票号“八仙过海，各展神通”。譬如，蔚丰厚票号与官吏来往甚密，其中尤以京师、西南、西北地区各分号为最，主要与户部尚书赵尔巽、川北道观察张麟阁、甘肃藩台毛庆蕃、四川总督刘秉璋、北洋大臣袁世凯、宁夏马福祥和马福寿兄弟等经常交往，揽做大宗官司款汇兑业务，使蔚丰厚获益匪浅。

    蔚丰厚票号中，不乏干练有识之士。其中，票号改革家李宏龄、杰出票号管理人才郝登鳌和郝登五等均久负盛名。尽管后来日升昌东家李氏又开了日新中、日升通、日升达等票号，“蔚”字六联号还是成为日升昌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并有后来居上之势。

    毛鸿翙在侯家“蔚”字六联号票号担任总管39年，为侯家挣了几百万两白银。在毛鸿翙时代，毛家前后购置了数百顷土地，还购置了山林六七处，这些土地、林山全部出租，每年仅地租就可收入4000余石粮食。期间，毛鸿翙及其后人还创办了粮行、布庄、绸庄和烟店，与人合资了票号，毛鸿翙及其后代成了山西票号业职业经理人中的另类。

    让人感慨的是，侯家和毛家后代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