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曹振镛处，曹振镛以“焉有饿死之宰相家”，把亲属的声音挡了回去。

    之后，清政府为了追缴盐商历年所欠下的旧额盐课，采用抄家没产的办法，使得许多大盐商遭到空前的沉重打击而破产，或者顿变贫户。过去的高堂曲榭，第宅庄云，“改票后小及十年，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

    扬州因盐商而出名而繁华，也因盐商衰落而成过眼云烟。王振忠在《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中借用臼井佐知子的话说：“乾隆末年以后，有关徽商的记载减少了……这个变化主要是当时有相当多的徽州人向以江、浙为中心的各客商地移居，并在那里定居下来。”

    1850年以前，盐商是徽商的中坚。以盐业来说，徽商主要集中于两淮盐场，尤以扬州为中心。1832年票盐法实施前后，徽州盐商一败涂地。

    盐、茶、木、典是徽商所涉及的大宗行业。道光（1821～1850）以后，茶商支撑着徽商的贸易残局。徽商主要收购安徽、江西两地名茶，内销以川、赣、皖、苏等地为重，但外销茶占据80%～90%的比重。茶由江西运至广州，更多是水运到杭州，再转运到上海，售给茶栈和洋行。1891年12月28日出生在上海的徽州人胡适，祖上就是经营茶庄的。

    18世纪初，一首民谣袅绕在徽州的山间小路上，反映了盐业衰败后徽州人去处的微妙变化，歌词这样写道：

    前世不曾修，出世在徽州。年到十三四，便多往外溜。雨伞挑冷饭，背着甩溜鳅。过山又过岭，一脚到杭州。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转来转去，到上海，求亲求友寻路头。同乡多顾爱，答应肯收留。两个月一过，办得新被头。半年来一过，身命都不愁。逢年又过节，寄钱回徽州。爹娘高兴煞，笑得眼泪流。

    茶业倒退，徽商的下坡路

    “徽杭锁钥”，人称“江南第一关”，位于绩溪伏岭，翻过这一条崎岖的山道，徽州人就可以来到浙江，这是徽州人去杭州、苏州的一条陆地交通要道。徽商中的许多人都是通过丝布贸易发财致富的。杭州是丝业中心，徽州与杭州一水相连，地相邻，习相近，人相亲，作为江南两大都会、丝织业中心之一和两浙盐运司所在地，杭州成为很多徽州人闯天下的第一站。

    当时苏州是布业中心，而且还是办铜官、民商局之所在地。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苏州西北边的“金门”和“阊门”，以及城门附郭的南濠一带，始终是米豆、丝织绸缎、加工棉布和种种海外之货的集散地。经销绸缎的杭州商人也是以苏州为最重要的绸缎转运市场，然后将绸缎发售到河北、山东、陕西、山西、两湖地区、四川、云南、福建、广东等地。在苏州经营徽菜的徽馆，在清朝同治年间就有数十家，其中以绩溪伏岭下人最多，在商界闻名的苏州“状元潘”、“酱园潘”，几乎是歙县大阜潘氏家族在苏州兴隆的标志。

    1843年12月，上海开埠，这让苏杭两座城市的命运从此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广州茶叶外销市场则遭遇重挫。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生丝出口几乎全部通过上海运往世界各地，仅从上海运往美国一地的茶叶，就比广州出口的全部茶叶还多。从广州北上上海，很快成为很多徽州茶商的战略选择。

    徽州到上海，较之到广州，距离更近，徽州茶商在上海延续了其茶叶的生意并扩大了规模，但徽州茶商的声势和影响，远不及山西茶商对俄的贸易，在海外贸易方面，他们又赶不上临江靠海的江苏、福建商人，而太平天国运动更是让苏杭迅速衰落。2004年12月25日，周武在东华大学以《近代史上的江南与上海》为题的演讲中指出：

    作为太平军与清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