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27年开始，恰克图贸易带给了张家口150多年的超然与荣光。从1757年一口通商地位的确立到鸦片战争，广州也傲然自我了80多年。时光流转到了1843年，以上海开埠为标志，中国商界最伟大的时代开始属于上海——这是一个至今仍能让我们感受到澎湃和力量的转折。

    1566年，尼德兰爆发了反抗西班牙的斗争。作为欧洲主要金融中心的安特卫普屡遭西班牙人劫掠，数千名手工业者、商人和银行家逃往北方，尤其是阿姆斯特丹。仅在1585～1622年间，阿姆斯特丹的人口数量便从3万增加到10.5万，这一变化促进了阿姆斯特丹的崛起。

    260多年后，同样的一幕出现在上海。租界的建立，让太平天国起义在无意间推动了闽、江、浙等地的人、财、物向上海的大转移，于是随洋商北上的粤商与闽、江、浙等地的商人，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展开了一场竞技，你方唱罢我登场。

    当苏州、杭州无可挽回地在太平天国战争后衰落之时，地处长江入海口的滨海县城——上海因缘会时地快速崛起了。这个隋唐时隶属于苏州府华亭县的小渔村，到1192年才有了取自今天十六铺一带的“上海浦”小河的“上海”这个正式地名。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农民、渔民、盐民交错相居的村落。在整整100年后，上海才置县，隶属于江浙行省的松江府。

    上海的崛起绝非一朝一夕，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727年后，南洋贸易以厦门为正口，西洋贸易以广州为唯一口岸，中日贸易从宁波入口，上海的地位并不高于厦门、广州和宁波。

    到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完全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鼓励海上贸易。一度“海禁严切，四民失调”的上海，凭借襟江滨海的地理位置，时来运转，港口贸易迅速升温，经济地位日益突出。

    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

    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官衙的迁移，是这一趋势演化过程中发生的一个细节。分巡苏松太兵备道是监督和统驭苏州、松江、太仓两府一州地方行政事务及军事力量的高级长官，官居四品，职掌一道之军民政务，其地位高于府衙，比当今的厅局级还要胜出一头。

    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的官衙过去一向都设在苏州或太仓，雍正八年（1730年）以后，苏松太兵备道官衙整体搬迁，办公地点从苏州移驻上海。之后，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又别称为“上海道”、“苏松太道”、“沪道”、“江海关道”等。

    弗里德利奇·毕谷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1756年，他就向英国政府建议，要将进取的目光瞄向上海。他的理由是，上海这块处女地一经开发，日后可以成为对华北通商的枢纽。

    在封闭的封建帝国版图上，上海不过是个沿海的“边远”地区，并不被格外重视，甚至是“海禁”的防范重点，但把全球看成一盘棋的西方人，却对这个地方惊叹不已。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较之广州内陆腹地更为广阔的地方。其地处长江入海口，可通过长江水系和南北航线将全国纳入其贸易视野，上海如此优越的条件，自然成为外商的投资首选之地。

    虽然早在条约签订前，上海就被英国政府全权公使兼对华商务代表、首任港督璞鼎查视为贸易前景不可限量的地区，但清政府却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当广州作为中国最大口岸时，上海还远未受重视。

    1832年，东印度公司职员林赛、传教士郭士腊来到上海，发现7天内竟有400艘100～400吨的商船经吴淞口进入上海港。商船多数来自天津及东北各地，来自福建、广州、台湾地区、东印度群岛、越南、泰国的船每天也有三四十艘。码头上货物上下卸装，昼夜不绝。他们回去后即大力宣扬，上海是仅次于广州的最佳通商口岸。